民盟盟员、北京盈科（德阳）律师事务所律师曾资鉴反映关于直系亲属之间犯罪，结果却是受害者可能因“直系亲属有案底”而被限制考公、参军的制度性悖论，并提出建议

一、直系亲属之间犯罪，结果却是受害者可能因“直系亲属有案底”而被限制考公、参军悖论

如果父亲对儿子犯罪，比如父亲家暴儿子致轻伤以上，因故意伤害而服刑，受害者的儿子报考公安、监狱、国安等特殊岗位时却可能会受影响，如《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录用办法》第六条规定：“直系血亲中有正在服刑或被判处死刑的，不得报考人民警察。”

明明是受害者，却要承担施害者带来的后果，这个悖论的核心在于，法律逻辑上的矛盾，受害人（儿子）没有做错任何事，却因施害人（父亲）的行为承担了制度性后果；政审制度原本是为了防范“政治风险”或“家庭不良影响”，但在这种情形下，受害人反而被二次惩罚；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本身只限制考生本人的刑事记录，但公安、监狱、国安等特殊岗位的政审标准中，明确将“直系亲属正在服刑”列为否决条件；即使父亲是因家暴儿子而入狱，只要仍在服刑，儿子报考警察、监狱系统就可能被一票否决；

这种制度设计未区分“受害人”与“加害人”身份，导致逻辑上荒谬的结果：受害子女因施害父母而失去资格。它本质上是将家庭出身作为道德判断标准，而非基于个人行为的评价；在父亲家暴儿子的极端案例中，这种制度的不正义性尤为明显。

这不是法律条文的字面错误，而是制度设计缺乏对“受害方”身份的识别机制，导致受害人被连带限制，构成了一个伦理与逻辑上的深层悖论。

二、改革建议

要打破“父亲伤害儿子，制度却惩罚儿子”的制度悖论，必须从法律、制度层面进行结构性改革。

1、立法层面：明确“罪责自负”，废除无依据的株连条款

目前政审限制多源于部门规章、行业惯例，缺乏全国人大立法授权，违反宪法“罪责自负”原则。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牵头，制定《公务员政审限制法》或《犯罪附随后果清单》，明确限制范围、岗位类型、期限与例外情形； 将政审标准写入公务员法、人民警察法等上位法，防止地方或单位“层层加码”。

2、制度设计：建立“受害人抗辩”与“申诉与复核”机制

现行制度“一刀切”，不区分“受害人”与“加害人”身份；

应建立“政审申诉与复核机制”，对“受害人子女”进行个案豁免； 若父母对子女犯罪（如家暴、虐待），允许其在政审中提出“受害人抗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