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写于1926年3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首篇文章），在论及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时写到“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两句话，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状态。”在此可以看出，大革命时期的戴季陶，是中国政坛上极具影响的风云人物。

作为近代以来（古代的难以考证）生在广汉、官做得最大（民国政府的考试院长、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的高层人物，戴季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是很正常的。他在政坛的作为，有很多史料佐证，大同小异，基本上没啥争议；但他的家庭和他幼年在广汉的经历，就有各种说法。

据戴季陶在《先母行略》里自述：曾祖父是老大，随高祖迁居广汉，后来陆续添了六个弟弟；他生于清光绪十六年（1891年）。由大陆的七所大学和南京第二历史博物馆1988年编写的《中国国民党简史》却记载，“戴季陶名良弼、传贤，字选堂、季陶，号天仇，浙江吴兴人”（吴兴县即今湖州）。但《广汉县志》等很多书籍、生前与他有交往的朋友，都说他生在广汉。

他在中山大学当校长期间，因印章落款为“吴兴戴传贤”，他的长辈、广汉的王极对此大为不满，专程去学校面见戴季陶。提起几十年前，戴季陶“还在穿叉叉裤”，就见他父亲牵着他出来玩，现在怎么听说他是吴兴人？戴季陶不想解释，就说那是传闻失误。王趁此责备他；“是啊，广汉山清水秀，才生出你这样的大人物，你父亲也是广汉生的，你的祖宗庐墓也在广汉，君子不该忘本嘛！”戴季陶听得很不耐烦，很快推说事忙，把他打发走，双方不欢而散。戴季陶余怒未消，又打电话把写介绍信引见王的他外侄宋湜狠狠斥责一顿。

1949年1月，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被迫下野，布置要员撤往台湾，通知戴季陶跟随，被他一口拒绝，“愿回四川老家以竟终年。”表明他承认自己是四川人，不是浙江人。

他在广汉的一些举动，更证明广汉确实是他故乡。

1935年夏天，戴季陶回广汉，各界三百多人在公园大公堂（棂星门外、荷花池边）举行欢迎大会。戴季陶向大家回忆自己幼年时期的广汉生活，说自己“是广汉土生土长的人”，广汉许多风俗习惯、方言土话，还记得清清楚楚，并举了些例子。

戴季陶14岁离开广汉，1922年受孙中山派遣，为联络四川军阀而到成都，顺便回过广汉。1935年这次是第二次回乡，他以跪拜礼参见了幼年的私塾老师胡浚清；向县图书馆赠送了《四部丛刊》《万有文库》内的古籍线装书3912册。经历八十余年，虽遭受多次天灾人祸，至今这些古籍仍保存在市图书馆。他的一位姐姐嫁给金堂名士范襄，戴季陶此行又向金堂捐赠了大量书籍。

1938年，他同意亲属提议，在广汉城内文庙附近建一住宅，他亲自画图，并取名“戴二礼堂”。建房需要拆除与戴季陶相识的前清秀才唐少卿的住房，唐不怕戴家威胁，直接向蒋介石写信告状。蒋介石把信转给戴季陶自己处理。他不知蒋介石究竟是啥意思，怕把事情闹大不好收场，只得停建，后来再没开工。

1940年，他向蒋介石夸赞广汉和城内公园很美，蒋介石很感兴趣，专程到广汉，去了县政府，逛了公园，在写有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石牌坊和棂星门旁房公石前留影（后来刊登于《东方杂志》）。

英国人汉明灯1921年编写《广汉县志略》后，广汉没有续修县志。1941年，戴季陶倡导编篡广汉县志，委托国立编译馆郑鹤声等人组成修志调查委员会，计划由他的私塾老师向德三的孙子向伯高等撰写调查报告，并委托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参与，承担拍摄、测绘古建筑的任务。虽然尚未完稿的调查报告至今没找到，但梁思成等拍的几百张照片，失踪近八十年后被偶然发现，由广汉图书馆编辑成《影子之城》公开发行，成为广汉珍贵的史料，深受推崇。

关于戴季陶幼年时家庭的状况、他的经历，众说纷纭。由于那时戴家还是普通百姓，他更是无名小辈，要在档案馆里找文字依据几乎没有希望（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只是还需要人去做这件事），基本上就靠乡亲、朋友的回忆。年代久远，口耳相传，有的逐渐就走了样，让现在的人很难分辨究竟谁是谁非、可信度有多高！我们暂且列举于后，供参考。

戴季陶在《先母行略》里说：宗族分为七支。本支（自己的直系）初为陶业（那个时代，多为土陶），到爷爷时期，经营不景气而歇业，平时作画自娱；其父也和爷爷一样，也作画度日。戴季陶六岁时，爷爷去世，家庭负债累累；此后跟着哥哥读书；十四岁时，被父亲“弃养”。为何被弃，又在哪生存，他没说。

与戴季陶有交情的好友邓穆清在《戴季陶与广汉》里说，戴“祖父戴廉（洁轩），父小轩亦出生广汉，教书为生，善画海棠、金鱼，并知医术。”

《广汉县志》说：戴家迁入广汉后，“在中西街开碗铺，世继其业。”即后代都是这个职业；其父“兼业中医外科”；戴季陶“六岁在汉州（即今广汉）入塾读书。”

但《广汉历代人物传略》又是一种说法：先祖“入川经商，其后定居于四川广汉连山镇”，曾祖做啥没说；祖父、父亲“以务农为生”。

愚集在《戴传贤二三事》里说，“戴传贤的父母亲，年青时在广汉县城居家，因经营生意失败，迁居成都四道街，靠教私塾为生。祖茔在广汉连山土溪河附近。”

至于戴季陶生于何地，《广汉县志》称：在“今广汉县城内花市街”；邓穆清回忆，“生于广汉县城中西街王申甫宅”，但寄住还是租房，王戴两家是什么关系，不详；《广汉历代人物传略》说“出生于广汉连山”。

戴季陶幼年在县城读过私塾，有很多记载，但究竟是离开连山独自进城读书，还是家住城里在附近就读？《广汉历代人物传略》记载，戴季陶幼年时，“在英国传教士安如磐的帮助下，在广汉基督教福音堂做杂活，食宿于此，并资助入私塾读书”、“1902年赴省城”，“1905年举家迁居汉州城内”。按此说法，他是离家进城。

但《广汉县志》记载，安如磐1902年才到广汉，在“西街租铺面一间，宣传基督教义”。如果这年戴季陶就去了成都，那在福音堂干杂活、受帮助读私塾的可能性有多大？还有传说：戴季陶在连山放牛，把牛丢失而逃进城内教堂，被牧师收留干杂活，后来帮他读书。几岁的娃娃失踪了，家里不寻找？

戴季陶说他是“跟着哥哥读书”，1905年他去日本留学那年，被父亲“弃养”，说明此前与家庭一直有联系。如果他没撒谎，那说他离家出走、独自进城就不可能了。

据愚集的说法，戴季陶祖坟在连山土溪河附近，大概这是戴季陶家居连山、他生于连山的重要依据。但这远不能成为铁证，据邓穆清回忆，1935年戴季陶回广汉期间，“曾到外西狮子堰祭扫祖茔。”说明戴季陶生前，戴家就在县城生活，不然绝不会长辈在连山去世，附近就有祖坟，却要抬到几十里外的城边来安葬（那个年代广汉还没有实行火葬）。当然戴季陶的高祖迁居广汉后，是否曾在连山生活过一个时期，直到他祖父时期才进县城，也不能完全排除，那么连山也有祖茔就不奇怪了。

1949年2月11日，戴季陶夜服安眠药自杀。他的灵柩由行政院长朱家骅、亲儿子蒋纬国等护送到成都，在文殊院隆重祭祀，后安葬在外西枣子巷戴家墓园，与生母、原配、三嫂和侄儿四人墓地相邻。那时广汉还是国民党的天下，戴家为啥把墓地选在成都，而不是祖坟所在的广汉？愚集的说法没错，戴季陶的母亲尚在，他就把家迁到了成都。1935年戴季陶回广汉不久，邓穆清曾多次以记者身份，去过位于成都吉祥街“百二梅花馆”的戴家。

1952年成都修建中医学院，墓地被征用，戴家的墓迁葬于罗家碾。后来墓被盗，遗骨也被抛弃。上世纪八十年代，两岸关系逐渐缓和，蒋纬国托人寻找遗骨，几经周折终于如愿，将戴季陶和他结发妻子的遗骨火化后，合葬于成都北面的昭觉寺。

戴季陶不去台湾，说要回四川老家终老，但却去了广州，既没回成都私宅，也没回广汉故乡。看来戴季陶对四川、对广汉的未来已经不抱什么希望，故乡之情已经很淡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