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师古缘何“火其笔，断其砚”？

什邡有个师古镇，是以《三农纪》的作者张宗法的号命名的，目的当然在于纪念这位乡贤。

但是，关于这位先生和先贤的其人其事、生平行状，别说外地人、什邡人，其实连师古场镇上的人也未必能说出一点子曰。

张师古为人所知，是因为他的《三农纪》。这本书是清朝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出版的一部农学巨著。他一生据记载著有两部书：《正情说》和《三农记》。《正情说》是记述农谚和农村风俗礼仪的书。但似乎已经难以找寻，因此具体内容也难以评说。《三农纪》则是一部规模宏大，记述农事的科学著作。全书共二十四卷，三十三万字，内容丰富，体例完整，规模宏大，仅次于同时代乾隆皇帝召学者集体纂修的《授时通考》。后人评价，可与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先后辉映。

早在道光、咸丰年间，就有“先生所著《三农纪》，千古田家不可无”的民谚。可是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三农纪》才由南京农业学院邹介正、刘乃壮、谢庚华、江君谟等热心于古农书整理的先生在1984年的时候做了校释。其成果是农业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的《三农纪校释》。由于当时印数极少，所以现在已经很难觅其踪迹。只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图书馆和我国国家图书馆及北京大学等几所高校图书馆还有珍藏，它也被国家农学遗产研究所列入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

我先是通过台湾的张保录先生在台北的图书馆复印了两套复印本，后来又得到一本王成先生赠送的由南京农业大学畜牧兽医史研究中心收藏分赠的农业出版社89年版的原书。

按常理说，《三农纪》既为农学名著，其声名远播于海内外，关于他的作者的研究资料也应该较为详备。可是，事实却恰恰相反。至今，我们能够看到的关于张师古的材料是在少得可怜。着实让人遗憾和起疑。

根据《三农纪校释》的介绍，作者“张师古（1714 -- 1803年）名宗法，号师古，什邡县人，生于清朝康熙甲午年（1714年）二月下旬，卒于嘉庆癸亥年{1803年}九月初三巳时，终年八十九岁。”同样由于材料的受限，校释者仅作了一个大胆的猜测“据其自叙，他似为隐寓于农的知识分子，在他隐居前曾否作过官就不得而知了。”总之说得很含糊。用他自叙中的话却是，“法也生长农家，终身畎亩，与鸟兽同其休息，与草木共其春秋，业业小人而已。”

可是细读他的《三农纪叙》和正文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夫子自道。当他回家与其妻子谈及将作《三农纪》时，“妇曰：噫！危哉！子难为逃矣。进取者诮，退让者非，将作欺世盗名之辈也。且益我名者损我神，生我名者杀我身，一旦然何忘乎自烧自销之诫。予闻而甚惭且悔。”将写一本书的打算和二人谈论时的反应之强烈不自觉地流露了出来。按照常理，一本普通的农村生活的书籍的写作，怎么也不至于引来“危哉！子难为逃矣”的威胁和恐惧。

这其间之隐情是什么？这不尽情理之处究竟该如何解说？

当书已“茫茫完稿”，他又写道“只此一试之可也，再无炫弄，诚可藏乖矣。是以火其笔，断其砚”。更是仿佛在陈说着什么。

仅从书中引用材料看，他博通古今，渊源深厚，仅本书引用古籍就多达230余种，广集有关农学资料“深探其本，尽力于实”。

全书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占课月令、物产水利、救灾谋生、林木果蔬、耕牧渔畜，完整一部生活百科全书，绝非一个“终身畎亩”的“业业小人而已”的人能为之。他读过很多书，而且都不是浅尝辄止的读过。这实在不像是一个纯粹乡野小民的家境和生活状态。

借了刘丹老师约稿的机缘，于是，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从师古镇形成历史的大背景中去寻找，也许能钩沉出一些有意义的东西来；如果我们能从张师古生活的年代来做些探讨，也许对于解读张师古和《三农纪》也许会有些帮助吧。

其实，在他出生的那一年，即清圣祖康熙五十三年（甲午，1714年）4月就有“朝廷查禁淫辞小说，毁书销版，违者徒流有差”的事。文字狱的史实已经在朝野兴起。后来又创立了密折制度，更让对人的思想的钳固逐渐形成制度。

1729年（已酉，清世宗雍正七年），震惊朝野的曾静、张熙案起。当时张师古是15岁。密折制度在雍正手中用到了极致。那一年也是雍正颁布《大义觉迷录》的年头。

1736年，清高宗乾隆皇帝继位了。这一年，张师古22岁。对于当朝的政治氛围和一些残酷事件，应该有了相当的听闻。

1760年，也就是乾隆25年，张师古是46岁，他的《三农纪》稿成付印。此时号称盛世，其实，这是一个充满了恐怖与饥馑的时代，在整个乾隆年间大的文字狱有130件，30年的文字狱运动，由此，乾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消灭了一切异端思想萌芽，打造了一个他自认为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1796年，清仁宗嘉庆皇帝继位，张师古已经82岁。他是在嘉庆八年，也就是1803年，89岁高龄才逝世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师古的一生，正是生活在所谓的“康乾盛世”之中。而乾隆盛世却是一个逆人类文明主流的产物。在这个时期，清王朝创造了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数量空前的人口，奠定了中国今天的版图。

然而，康乾盛世给中华民族精神上造成的永久性创伤，远远超过了这一时期的成就。金性尧先生的《清代笔祸》指出：“与前三朝相比，乾隆朝的文字狱，有两大特点。前三朝的遭祸罹难者，大多为士大夫，即知识分子中的上层。乾隆朝文字狱落网者的流品却十分混杂，医卜星相、地痞讼棍、乡愚冬烘、商贩工匠，三教九流、牛鬼蛇神，无所不有。鲁迅在《隔膜》中也说：有的是鲁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腐，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是在关心皇家。而命运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或者斩监候，也仍然活不出。二是如鲁迅说的，有的是疯人，案件多到二十起，对付他们的手段极为残酷，有的就用棍杖当众活活打死，不仅如此，还要殃及一批家属.......”

如果我们横向对比一下18世纪世界文明的发展状况，乾隆十三年（1748年）孟德斯鸠发表了《论法的精神》；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大革命，提出了“主权在民原则”。乾隆退位后的第一年（1795年），华盛顿宣布拒绝担任第三任总统，完善了美国的民主政体......世界在向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着，而在东方的帝国中，乾隆时代却是中国民众权利被剥夺得最干净、意志被压抑得最孱弱的时代。

事实上，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我们从一个远离权力中心的偏僻小县什邡的一个乡野里的妇人的恐惧中“噫！危哉！子难为逃矣”，可以读出一个时代的孱弱、保守和僵化；也可以读出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原因和专制集权对哪怕是偏远乡村人们思想和精神的钳固。戴逸先生主编的《简明清史》第二册中说到：“乾隆时的文字狱，更是望文生义，捕风捉影，硬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获罪的人有很多是下层知识分子。......乾隆朝的绝大部分文字狱并没有反清抗清的政治倾向，纯属深文周纳，滥杀无辜。它的唯一作用就是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严重的恐怖气氛，闲适皇帝生杀予夺的专制淫威。......”而更为可怕的是在乾隆死去两百多年后，21世纪的电视电影中，依然充斥着对“康乾盛世”的迷恋和清宫剧的着迷。显然，理性、启蒙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演进而真正完成。

张师古给我们留下了一本巨著，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我们今天的人们应该感恩张师古，他是以多大的勇气写下了《三农纪》，为一方的老百姓，为天下苦苦求生的农人。我们也应该为他感到高兴，正因为他的睿智和果断，书成之后，不计得失，“火其笔，断其砚”，“以笠吾戴，以杖吾策，欣欣然众将予推而出之，引入田间，复振从前之旧业，”使得他得尽天年。同时，也婉转而恰切地给后来的读者们留下了一个解读一个时代真实的隐晦的印记和钥匙，“故就其事而为之叙云。”

但真要解开这个谜底，细读他的已经在文革中被挖掘的坟墓前的挽联大概会提供更多的思考：

“游来玉兔陇上祥云，掩却金棺空中香雨”。

这幅挽联与记载他的《乡志》《县志》上的描述极不相符。

这只玉兔到底从何而来呢？

张师古，在《乡志》中又记载他还号“未了翁”，是师古镇师古村人。此地旧名瓦子庵。他性情古傲，从未博取任何功名，隐于此乡。真是一个不错的“未了”的哑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