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不是我的亲姐姐。她是我大伯与早已去世的伯娘所生之女。因大伯工作在外很少回家，伯娘去世后，大伯又在单位附近找了个年轻漂亮的新伯娘，更极少回。二姐就几乎是跟着我母亲长大的。

我很小时，二姐在县城最大的中学里读书。她每次回来，会送我一两本小人书。我一本一本地看，又一本一本地存。到我考上初中时，已是两大木箱了。

我第一次出远门，就是随二姐去他们学校。那时的县城南门还没有桥。渡口有好大的船，过往车辆行人便被船载过河。到了二姐学校，我感这学校好大好大，就是把我们乡下近围十来个大院落合在一起，都不定有二姐的学校大。二姐在这么大的学校读书，她一定很了不起。我不由越发地敬佩我二姐。

晚上二姐要上晚自习，我也跟了。教室里挺亮，如同白天。二姐教我认识了日光灯。二姐和她的同学正在读我听不懂的书。二姐小声对我说，她读的是俄语，并把俄语两个汉字写给我看。突然灯不亮了。听二姐和她的同学尖叫起来：“啊！”“又停电了！”“快点煤汽灯！”不一会，我又认识了煤汽灯。睡觉前，二姐教我漱口，递给我一把小牙刷。这些，在我这乡下孩子眼里实在太新鲜。

那以后只要二姐回家，我便会缠着她。她有摆不完的故事。她还主动提出教我唱歌。我唱“１２３”便是二姐启蒙的。我现在想，那本该我读小学时老师的事。二姐的嗓音清纯得很，她教我唱会了不少的歌。

我考上中学那年，二姐高中毕业回乡已教了好几年书了。我记得二姐刚教书的头两年，有人给她写信，里边有照片，威武的军人，气派的工人……有好些呢。还有被叫做媒婆的人来找二姐，二姐不见。到最后，我见二姐连信带照片烧了一大把。我不懂，问二姐。二姐说：“你不懂！”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在中学里刚读了不足三个月的书，便随大一点的同学一起，扛了一面红旗，去串连了一回。一路上，到处是红旗，到处是大大小小的学生。我们很革命的，走路走了几大天，直到走不得。串连到了成都，便有人说，先不忙走，要统一安排一件什么事，并为我们安排好食宿。第三天一早，去了省体育馆。百余辆大卡车，车上满装与我差不多大小的人儿，一路沙尘滚滚，让我们觉得好玩。原来是去了一趟大邑县，看了一次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回到成都，我终因人小，恋家，革不了命，吵着让人送了回来。

一到家，母亲告诉我：“二姐去北京了。”停一下又说，“北京很远很远的。”

人大了些，中学生了嘛，呆在家无事，便去翻看二姐放在家的书。

我看的第一部小说是《青春之歌》，第二部是《野火春风斗古城》。这一开头，便不可收拾，直把二姐放在家里的书生吞活剥地看得一点不剩。有些书，我当时还不知道已被叫做毒草。

母亲见我看书，只提醒我：“到亮一点的地方看。”“别躺着看。”“别拿到外边看。”母亲也识字的。至今我还存有一本母亲的毛笔小楷习字作业，字写得工整秀丽。

二姐从北京回来了，送了一枚毛主席像章给我。我很稀奇，戴在胸前满院子跑。

后来，二姐又出去了。听母亲说，二姐是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不久，有人说，这派那派打起来了，开始用棍棒，大刀，后来用枪炮。

我听见了枪炮声，不远，就区镇公路沿线。母亲便整天担心二姐，我也是。一时听说二姐那一派赢了，一时听说二姐那一派输了，原来与二姐在一起教过书的肖老师被对立派活剥了皮，死了。不多久又听说二姐那一派又打回来了，把肖老师的尸骨葬在区镇场口公路旁，坟墓高高的，立了碑。

我很想去找二姐，让她回来，家里不是很好的么。

一天，二姐原来的一位同学来，对母亲说：“这里有一卷二姐印的传单，二姐说让明弟送到大姐那里去。”大姐是我大姑的大女儿，家在邻乡，我去过的。不过七八里。我把传单分散藏在身上，提了平常拾狗粪的行头，有点紧张地上路了。不想，任务完成得太平常，没一点波折。原本以为会如小说里的小游击队员那样，碰上敌人，又机智地消灭敌人，再英雄般地回家。

等到各派的武斗不再斗，二姐便回来了。二姐这时身边有了二姐哥。

他们是在宣传队认识的，也算经过了战斗的考验。回来不久，便结婚了。

二姐和二姐哥常在晚饭后去晒坝边的条石上坐了，唱歌，拉二胡，逗了不少人去听。

二姐的一个同学说，二姐在宣传队是女高音主角，二姐哥的二胡也是数第一的。

我常挤在他们身边神往心驰。只想，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真好。

好些我现在都还喜欢唱的歌，便是那时听会的。你听：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从草原来到北京。无边的旗帜红似火，战斗的歌声响入云。……”

“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了沟……”

我还跟二姐哥学会了拉二胡，吹长笛。

现在想来，我的中学生活虽然被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没了，但我因为有这一个二姐，心田里一样生长着茁壮的禾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