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烈士王干青光辉的一生
赵良友
王干青，（1890——1949）名世桢，号翼，中年曾用潜夫为名，四川绵竹市五福镇高华院人。生于1890年（清光绪16年），其先世由陕西迁入四川，世代务农。干青三岁丧父，四岁丧母，由其叔祖父王德门抚育成人，王家并不富有，他的童年一直过着粗衣淡食的清贫生活，环境促使他自奋自勉，禀性直爽，颖悟过人。
1906年（清光绪32年），他16岁曾应绵竹县童生考试。是年秋天，维持了1300多年的封建科举考试制度，宣告废除。
1907年，他考入绵竹第一师范学堂，主持人付春吾（清末秀才，日本师范毕业），是绵竹第一个加入同盟会之人（当时同盟会总部设在日本东京）。在学堂的同学有乔毅夫（乔诚）、彭允三、蔺简斋、何爱堂、肖季霖、马君弼（嗣良、抗战期间任三十集团军164师副师长，后任72军副军长，转战于江西武宁、修水一带）龚辑熙（即后来的能海法师）等。付春吾常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启发他们。因此，同学们都深受熏陶，其后乔、龚、马、蔺都投笔从戎，乔、龚、蔺、彭及干青也都先后加入了同盟会。
1908年（清光绪34年），考入成都通省师范学堂预科（简称通师）。在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薰陶下，十八九岁的王干青怀着推翻帝制，创立共和，重振中华的远大理想，参加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宣告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结束。王干青恰好这时升入“通师”国文部正科，他满怀一腔报国热情，勤奋学习，他素来读书不拘守章句，而是深入社会学以致用，准备学成之后，为国效力。
1911年（民国元年），他利用暑假回县发起组织“青年体育社”，团结进步青年300多人，参与地方社会活动，反对封建势力。
1913年，胡文澜督川，共和党掌权，胡引用共和党人钟正懋出任通师校长，王干青联合同学抗拒，学校当局将王悬牌开除。后经尹仲锡、张澜出面调停始得以复学。
1915年（民国四年），王干青毕业于通师，经尹仲锡向时任四川省长的杨沧白推荐，出任西城小学校长。省长接见时，面询四川教育如何振兴，王有条不紊，对答振振有词。又询当时盗匪猖獗之对策，王对答有理，谋略得当，着拟治匪计划。继后，又由尹仲锡推荐，委任为古蔺县知事。王到任后，整顿吏治，要求大家严守职责。初因该县匪患甚炽，他亲自带队，不避风雨严寒酷暑，四乡清捕，以其清勤的操守，得到前清致仕大员付华丰的帮助，匪患得以平息。他为官清廉，勤于政事，深得民心。
1917年（民国六年），王干青被绵竹县选举为四川省第一届议会议员。因主张拥护广东孙中山先生的护法军政府，为北洋军阀支持的四川军阀所不满而被迫离开省议会。
1920年（民国9年），王干青30岁，赴广州毓秀楼敬谒孙中山先生。四十年代王与友人谈及当时敬谒先生时说：“中山先生学识渊博，气度雍容，和蔼可亲，令人感动，使人终生难忘。”
1922年（民国11年），王干青参赞川军石青阳，声讨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次年随川军转战川东南，随任叙永县知事，筹划军需，不扰不苛。他虽两任县知事，都为时短暂，居官廉洁，秉公办事，卸任后，两袖清风，家无长物。
1924年（民国13年），王干青随同盟会会员熊克武部队赴粤准备参加北伐，由于当时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电邀北上，入粤之川军被蒋介石解散，熊克武被扣于广东虎门。他因而流寓江浙，在上海接受了新思想、社会主义学说。次年返川，他提倡劳动，不乘肩舆，摒绝烟酒，潜心学术，曾对王阳明唯心学说加以批判。
1926年（民国15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后，王干青接受重庆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省党部指示，回到绵竹主办党务。经过一番努力，绵竹的工农群众、知识份子和开明士绅纷纷加入国民党，党员人数猛增至近万名，建立了国民党绵竹县党部。同时，还组织了“反英反奉大同盟”、“沪汉案后援会”、“学生联合会”等进步团体，不时结合游行进行宣传，组织群众抗拒苛捐杂税，招致了当地驻军的嫉恨。当年夏，经张秀熟介绍，王干青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年冬，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派李宴蟠来绵竹开展工作，王干青与之密切配合，并介绍丁毅、张治、史明理（三人均系共青团员）协助工作。
1927年（民国16年），“四.一二”事变后，驻绵竹军队团长曾启戎，乘机唆使暴徒联合国民党右派，纠集地痞、流氓，于5月1日捣毁了国民党绵竹县党部。早饭后王率领执、监会各委员到驻军团部质问，团长曾启戎拒不见面，却派兵一连将王干青等10多人逮捕，押送到县府。当审讯时，营长兼县长王一坐堂执笔先点王干青之名，王愤怒回问，“你以啥资格敢点我的名？”王一说，“我是以县长资格点你的名。”王说，“我是省议会议员，你够不上格点我的名。”王一说，“我以营长资格。”王说，“你更够不上了，我是你们军部聘请的高级顾问，见了我你还得立正敬礼。”因此，王一恼羞成怒喊打，王说，“王先生可杀而不可辱！”随即扑向大堂推翻公桌，大骂特骂。县府职员将王一劝解拉进二堂，遂将王干青等人收禁后监。此事哄动绵竹县城，县人街谈巷议无不称颂干青先生之豪气，为百姓出了一口恶气。嗣后将王由绵竹解送绵阳驻军孙震师部，又不敢公开限制其自由，住于旅馆中。驻军师长孙震久拖不与王见面，暗中进行分化，劝送同案之人回绵竹，孤立王干青。后经师代参谋长章雨初（绵竹人）营救得出，将王送往成都。
中共“八.七“会议召开后，王干青于1928年（民国17年）受中共川西特委派遣，秘密回到绵竹参与发动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工作。他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影响发动组织绵竹各阶层的社会力量，和新派来的中共绵竹县委书记黎冠英以及张治、李宴蟠等紧密配合，有选择地组织革命群众，建立了半公开的党的外围组织“怒潮分社”（总社在成都）、“新生民导社”，在两社中发展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近百人。在城乡建立“学生联合会”、“工会”、“农民协会”、“苏红之友社”等团体，争取“哥老会”、“红灯教”中有正义感的人物。如张民宽，他是兴隆乡哥老会的骨干，又是川西北山防支队长，最初加入“怒潮社”，后又加入共产党，并被选为县委委员，“七.四“暴动时，他所组织的县城北路的农民武装是暴动的主要武装力量之一。在开展“社运活动”中，吸收了一些开明士绅各地方民团的实力人物。1928年4月，中共绵竹县委开始筹组农民暴动委员会，由县委书记黎冠英任主任委员、军事总指挥，委员有王干青（兼军事副总指挥）、张民宽（军事副总指挥）、张治、丁毅、钟声清、史民理、骆显光等十余人。在接近暴动前的一段时间，王干青去广济，通过王鹤斋组织到人、枪二三十；又从好友向晋侯处得到步枪二十多支；在胡光彦处组织了人、枪三十有余。暴动前，行动委员会安排“怒潮分社”、“新生民导社”作为暴动主力，拥有武装力量三四百人，同时，还联络什邡、安县、罗江一带的哥老会、红灯教配合响应，还有“工会”、“农协会”、“学生联合会”、“苏红之友社”的群众五六百人，也作了具体的行动布署。
临近暴动时，中共川西特委派来范东浦、贺宇生等10余人，随带手枪10多支，协助“七.四“暴动的军事指挥。特委决定，暴动成功后，立即建立“川西北苏维埃政权”。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准备，县委认为暴动时机已经成熟，报告特委批准，定于1928年7月4日举行绵竹农民暴动。7月3日午夜，王干青、范东浦带领西南路武装队伍，从广济出发至土门与胡光彦、刘温如等的队伍会合后，共有200多人，枪50多支，向县城急进，行至邓家林税卡时，被驻卡税务稽查员阻拦盘诘，不准通过，王干青当即开枪将其击毙，并夺得税卡全部枪支。这支暴动队伍行进到西门外诸葛祠时，与埋伏在该处的第29军曾启戎团部接火，双方激战，由于武器配备太差，暴动队伍又未经正规军事训练，东北路的暴动队伍也没有到达与之会合，孤军作战难以持久，于是王、范命令队伍撤退至北门外红茨藤，等待东北路的黎冠英、张民宽、李宴蟠带领的暴动队伍到达后，再会合进攻县城。当黎、李、张率东北路队伍行进至北门外沈家牌坊时，已投靠曾启戎的汉旺乡谭尊五派人前来谎报军情。黎、张、李等被骗，遣散暴动队伍，暂时退回汉旺。他们退到汉旺后，立即前往与谭尊五会面，其时谭早已接到驻军密令“将他们三人就地处决。”谭诡称汉旺不能久留，县城驻军很快就要来抓人，派人护送你们三人到别处暂避。黎、张、李没有识破谭的阴谋，遂随所派的武装人员向马尾乡的小路急行，至大酸枣树时，被一齐杀害。
而王干青、范东浦率领的西南路队伍坚持到拂晓，仍不见东北路队伍到来，也没有消息传来，无法以孤军攻城，只得在天亮之前撤回广济。同队的赵祝三竭力劝王到外地暂避，并送给手枪一支以便自卫。（赵祝山参加农民暴动带有投机目的，尽快劝王离开是怕惹火烧身，送手枪是讨好，给自己留条后路。1940年，赵祝三向王索要手枪，发生了王干青痛骂怒打赵祝三的真实故事，待后文将详细述之）迫于形势，王只得遣散队伍，范只身返回成都，王干青潜往什邡、双流。
一场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绵竹“七.四“农民暴动，除死难黎冠英、张民宽、李宴蟠三位中共优秀党员外，战死者九人，被捕杀者九人，被俘后送壮丁十六人，失踪者十九人。
“七.四”暴动失败后，王干青身分已明显暴露，被迫绕道汶川潜至什邡，化名潜夫，隐居什邡罗汉寺，与隆觉和尚同住了一段时间。（隆觉，绵竹人，俗名胡玉翘）在此期间（即1929年）王干青在特务四处追捕的状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几次秘密到绵竹、安县、清理、巩固党组织。后又转道双流，由通师同学周列三（后加入共产党）介绍，在彭家场周小楼家办一私塾，当时李筱亭（1928年经王干青介绍加入中共）也来避难，于是两人共同教书暂避双流彭家场，同时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在双流期间，王干青仍不时去成都活动，成都地下党组织也经常派人与他取得联系。1929年以后，王开始在成都的益州女中、天府中学等校任兼课教师，情况一紧，又避居双流。在双流暂住期间，他作的《重九咏菊》诗中云：“国事已同鱼肉烂，吾侪幸异马牛风”，“历记义熙悲岁月，祸婴典舞毁冠堂”，足见其抱负。还写了多首叙怀诗，兹选录几首以见其志向。
三月三十日次旧韵
客里又逢春日去，惜春无计漫多情。愁添晴涨侵江阔，恨逐夕阳傍晚明。
绿暗红消成感叹，花飞絮尽失峥嵘。可怜杜宇犹啼泣，却送东风自在行。
仲秋积雨兼旬 夜坐闻鸟声有怀隆觉能海二师
连朝积雨暗平芜，饥鸟栖林夜自呼。万里方惭鸿渐远，九天空羡鹤飞孤。
定巢将子终非计，控地抢枋岂壮图。何用临风悲瑟瑟，随杨那不到江湖。
除夕用旧韵二首
一、
老去他乡惜岁徂，灯前妻子共倾壶。儿长已觉渐如我，发短还添岂故吾。
敢谓浇愁嫌酒薄，须知得醉是荣殊。兵戈满地人何恨，今日流离尚道途。
二、
野寺钟声夜半时，幽幽炉火暗红滋。颓然一枕家山梦，犹是少年沧浪姿。
笑逐笙歌踏九陌，故烧桦烛斗千枝。酒醒睡觉知何处，风雨低迷歌鬓衰。
1930年（民国19年），王干青接受党的指示，与地下党员阮举刚（绵竹新市人）联系，参加驻广汉军队“兵变起义”，起义遭到失败。
1933年（民国22年），广汉军队“兵变起义”失败后，王干青回到双流，双流驻军四处搜捕，幸逢他又去了大邑，未遭毒手。从此在大邑住过近两年多时间，与当地名人刘成勋往来密切，后来成了儿女亲家。
1934年（民国23年），得法光和尚（文殊院方丈）介绍，曾在成都文殊院空林佛学社，教僧众经文。因此，他对佛学有一定研究，对蜀中高僧有了更多的接触了解、认识。
1936年（民国25年），王干青受四川省赈济委员会尹仲锡的委托，到川北通江、南江、巴中一带放赈。目睹战祸连年，人民遭受涂炭之悲惨状况，而写下了七绝诗四首，题名为“去年冬间即事四绝”，后又写了“借前韵书时”。
去年冬间即事四绝
大兵大狱国人尽，狐猾狐埋正义亡。九原我欲推祸始，三民谁演第三章。
入主出奴邈是非，十年寒乞尽轻肥。紫金山畔魂归处，料得啾啾鬼夜啼。
拼将碧血染山河，革命功勤斩伐多。杀尽同胞同志在，燕云一剑试横磨。
自杀真成满地红，更看白日起辽东。青天荡荡呼无路，相对人人说困穷。
借前韵书时
熏穴焚巢毁室庐，玄黄血野战方殊。蜀殇万里纷南北，麟阁几人厕画图。
灞棘早知诸儿戏，齐秦何惜两帝娱。一尊妄作家天下，刘季项王终独夫。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对抗日战争形势的认识有所缓解。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四川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特别加强了与刘湘的联系。当时刘湘为摆脱、抗拒蒋介石进一步控制四川，刘、蒋之间矛盾加深，刘表示愿意联合抗日。经过中共四川、成都市党组织多方活动，由成都地下党从刘的内部打通关节，刘湘的高级幕僚乔毅夫（即乔诚，王干青的绵竹同乡、同学）推荐，刘湘委任王干青为住延安的代表，在延安的四个多月中，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王向党中央、毛主席转达了刘湘和所部川军参加抗战的决心，毛主席对川军决心抗战高度赞赏，并作了不少重要指示，让他转达刘湘。王干青还为刘湘带去了一笔捐款，作为补助陕北公学的经费。回四川前夕，毛主席赠与亲自题赠的全身影照一张，令他钦佩不已，即兴写了七律诗一首，表达了他对毛主席崇敬、仰慕之情。
在延安呈毛主席
三秦北户古延安，上将威名说范韩。自古贤豪不世出，如公英武信才难。
十年叱咤雷霆斗，一鼓和平亿兆欢。沧海横流经此日，更看支手挽狂澜。
经过王干青的努力，延安与成都之间的无线电讯得以沟通，电台很快架设起来。1937年（民国26年）9月15日，两台正式收发电讯，及时传达了中共中央的主张，加强了中共和四川军政当局的联系，加强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四川的工作。
1938年（民国27年）1月，刘湘在武汉病故，毛泽东主席曾发给王代转表示哀悼的唁电。唁电说刘湘之死“国家失一栋梁，川军失一主帅，切望刘湘系统及四川军政要员顾全大局，坚持抗日。”王干青将毛主席的意见及时传达到四川各个方面。
王干青自延安回川后，介绍了一批有志青年，如杨鸣皋、易诚、王泽丰等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学习，其中有些人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已成为工作中的骨干和领导者。同时，受党组织的委托，招聘了一批机械工人、印刷工人到延安工作。
1939年（民国28年），王干青接替陈炳光出任四川省保甲指导室主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慎密的安排，使该组织成为了掩护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活动的据点。车跃先创办的《大声周刊》编辑部曾设在这里，罗世文、张秀熟、程子健等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人常来此聚会，研究工作。
1940年（民国29年），王干青受四川省赈济会负责人尹仲锡的聘请，回绵竹在南外精忠观创办“省立第一儿童教养院”，收养战区流离儿童和本地孤儿200多名，租田60亩，实行半耕半读。仿效延安，自己动手，不乏衣食，养猪种菜，供给自用。王干青经常给儿童们讲张浚、岳飞抗金故事，启发儿童的爱国思想。他对教养院儿童的衣食和身体健康状况特别留心，经常检查，与儿童、职工同堂共食。儿童对王干青非常敬爱，视同于亲身父母。
他在教养院工作期间，时常关注绵竹的时局变化。如商人抗税、群众反对驻军不合理摊派等，都给予支持，因而招致了驻军和政府的嫉恨。就在这个期间，发生了豪绅赵祝三向王干青寻事生非、驻绵军方与地方土豪劣绅相勾结，将杀死高岳、叶晓波、廖铁翘嫁祸王干青两件事情。
12年前，即1928年，赵祝三是广济乡哥老会头目，曾随王干青、范东浦所率的西南路农民暴动队伍攻打绵竹县城，暴动以叛徒告密而失败。赵祝三曾送王干青手枪一支，劝其离开绵竹。10多年后的赵祝三已跻身于绵竹巨绅之列，出任了广济乡联保主任，有长、短枪50多支，便衣卫队50多人，在广济、县城都修建了洋楼。成了绵竹西山一霸，人们称为“赵包袱”。1940年的一个春天，在县城大南街逵鸿茶馆赵祝三与王干青不期而遇，赵不知怎的心血来潮，突然提出要王干青退还10多年前所送的手枪。王干青十分愕然，时过多年，这点小事还值得一提？赵竟说“你那时拿枪抢夺县城，是土匪行为，还说是小事。”王干青勃然大怒说：“我用枪带队伍攻打县城，是为了打倒军阀，为了老百姓，为了革命事业。你用枪是与门神打仗，打家劫舍，抢掠财产，欺压百姓，你才是真正的土匪、恶霸，总有一天要清算你的罪恶。”在相互激烈地争执下，王干青气忿地用手中约两尺长的旱烟袋管（俗呼为叶子菸杆）猛打赵祝三，赵越抵挡，王打得越厉害。众茶客无不暗中拍手称快，也替王先生担忧。当时赵带的便衣手枪随从，眼见舵把子当众受辱，纷纷抽枪对准王干青，跃跃欲似的要向王开枪，但赵祝三不敢贸然下令开枪。此时，逵鸿茶馆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满座皆惊，相率逃避。后经旁人劝解，赵祝三只好忍气吞声，带着手下人悻悻而去。这就是当年轰动绵竹县城，不少人都知道的“王干青怒打赵祝三，手枪敌不过长菸杆”的故事。事后老百姓议论说“王干青先生怒打赵祝三是扫他的恶霸威风，也是王先生一贯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一生正气的表现”。为什么赵祝三不敢开枪呢？因为赵当时已经十分富有，独霸一方，他深知王先生在省、县都是很有名气、有影响的人物，不是其他老百姓可以随便鱼肉欺压的。对王先生的事弄不好，有可能倾家荡产，如果王暴露他的一些罪恶，甚至性命也难保全，只好“忍得一时之气，免却百日之忧”。
1941年（民国30年）冬，绵竹曾发生了一次“红灯教”教徒、部分农民暴动，突然袭击攻入县城，杀死了民国政府绵竹县长高岳、秘书叶晓波。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廖铁翘。驻绵竹的军队首领和仇视王干青的地方土豪劣绅，相互勾结，大肆造谣，散布王干青是这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嫁祸于王，经常纠缠、骚扰儿童教养院的工作，目的显而易见逼王离绵。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王干青被迫离开绵竹，避居成都，他所办理的儿童教养院工作也由此而中断了。
1942年（民国31年）他受成都慈惠堂理事长张澜先生之聘请，担任普济堂堂长和培根火柴厂主任。这时尹仲锡刚去世不久，普济堂是慈惠堂的下属之一，是慈善救济团体，培根火柴厂是以工代赈性质的生产日用品的工厂。王干青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深感尹、张二老托付之重，且从事的工作又是慈善事业，非鞠躬尽瘁办好不可。
为了认真办好火柴厂，保证慈善堂这个赈济机关有可靠收入来源，他引进了一些新人。保管、技术、会计、采购等方面都增加了人员，如周锦镐（共产党员、王的学生）、袁思治（共产党员）、张文静（共产党员）等人。他经常直接参加实际工作，如到慈惠堂定期汇报，去安乐寺市场推销火柴，到双流、蒲江、黑竹关采购木材，到乐山乌尤寺开办火柴梗片厂。1943年农历的正月初一，他约张容光天亮就动身，步行沿青衣江向夹江、洪雅查看木材，翻山越岭，晚上11点才能返回厂里。来去50多公里，那时他已54岁了。他十分重视对职工进行思想、形势教育，不时请张澜老先生给职工讲国家大事，抗战情况，还通过张邀请加拿大学者文幼章到厂讲国际形势问题，还请川大、华西大学的进步学生为工人开办夜校，有时也教秧歌舞，在工人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内战。由此也给张、王招致了不少流言蜚语，国民党特务、政府当局也加紧了对慈惠堂、培根火柴厂的监视。
1945年（民国34年），由周立三、肖华清介绍王干青和厂里的几个职工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他积极参加民盟的组织活动和社会活动。
1946年（民国35年），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特务杀害。是后，张澜先生在成都蓉光电影院主持追悼大会，民盟总部及成都各界人士参加追悼会，遭到特务捣乱袭击，张先生头部受伤，经人保护幸免于难。事后，张澜先生及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转移到重庆特园（即鲜特生公馆、因鲜英是张的学生）。是年，王干青曾因公去重庆看望、慰问张澜先生，并汇报工作。张与王商量说“我已离开成都，慈惠堂的工作，我已向理事会推荐稽述庾（祖佑）出任理事长主持其事。此人很有正义感，蒋介石曾请他作事，被他拒绝了。他是合成银行董事长，对慈善事业是很热心的，如果经费运转上有什么困难，他是有力量周转的，你回去后多方促成此事”。在渝期间，王干青拜会了老友吴玉章（中共驻渝办事处负责人），两人倾心长谈，王谈了他在绵竹、成都、双流、什邡一带做党的地下工作和参加民盟组织活动情况、对当前国内革命形势的看法，吴对王说：”人民革命战争取得基本胜利的时间也就是三至五年，我们在这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将到来的时候，要善于隐蔽储存精干力量，迎接解放，建设新中国。“他还有幸听过军事学家杨杰在重庆作的国际形势问题报告会，其后不久杨杰被特务杀害。
1948年（民国37年），王干青主要精力是帮助稽述庾做好慈惠堂、普济堂、培根火柴厂的工作，秘密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掩护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
1949年（民国38年）春、夏时节，成都已开始大批搜捕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在普济堂工作的李筱亭已转移它处，王干青仍然坚持工作，又过一段时间有人劝他必须暂避一下，但他只将幼子王泽丰遣回绵竹，嘱托张容光照管。几天后其长子王泽丰又寅夜回到绵竹，初住于张容光所办的绵竹益民火柴厂，继转老家五福乡高华院。据王泽丰谈，他回绵竹之前，培根火柴厂在乐山的梗片厂已出事了，几天后的11月5日，王干青给张容光先生的信函中，嘱托教育其幼子王泽远，述说了国民党政府在成都制造事端，勘乱剿共，铤而走险，社会纷扰的情况。11月9日晨，王干青还未起床时，一批特务突然窜入培根火柴厂，手持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的名片，假惺惺地说：“王主席请王经理到省府去。“王干青随即起床，心中明知有故，却从容不迫随特务而去，后被投入成都将军衙门省特委会看守所监禁。其后，稽述庾、章雨初、乔毅夫等人多方设法营救，但无济于事。在狱中，他与杨伯恺、于渊、王侠夫等共产党人、民盟盟员与敌特进行了英勇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高风亮节，至死不渝的大无畏革命精神。12月7日深夜，英勇就义于成都西外十二桥。
数日后，成都宣告解放。党和政府为表彰革命英烈，举行追悼会后，特建烈士陵园于成都二仙庵侧，建“十二桥革命烈士纪念碑”。绵竹故乡为之建衣冠墓于县城南郊“精忠观”旁（现绵竹市太极机械厂侧），并树碑文志其生平事迹。后又迁墓于绵竹人民公园桂香亭侧，与“绵竹七、四农民暴动纪念碑”紧紧相邻，绵竹市人民政府将王干青烈士墓和纪念碑均列为革命文物加以保护，作为爱国主义教育题材。每到清明节，很多人到烈士墓祭扫，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在烈士墓前宣誓。
王干青烈士牺牲后，绵竹乡贤和他的挚友们纷纷撰联哀挽烈士。
(本文作者系民盟德阳市委绵竹总支部副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