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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烈士王干青光辉的一生
   

革命烈士王干青光辉的一生
 
赵良友
 
王干青,(1890——1949)名世桢,号翼,中年曾用潜夫为名,四川绵竹市五福镇高华院人。生于1890年(清光绪16年),其先世由陕西迁入四川,世代务农。干青三岁丧父,四岁丧母,由其叔祖父王德门抚育成人,王家并不富有,他的童年一直过着粗衣淡食的清贫生活,环境促使他自奋自勉,禀性直爽,颖悟过人。
1906年(清光绪32年),他16岁曾应绵竹县童生考试。是年秋天,维持了1300多年的封建科举考试制度,宣告废除。
1907年,他考入绵竹第一师范学堂,主持人付春吾(清末秀才,日本师范毕业),是绵竹第一个加入同盟会之人(当时同盟会总部设在日本东京)。在学堂的同学有乔毅夫(乔诚)、彭允三、蔺简斋、何爱堂、肖季霖、马君弼(嗣良、抗战期间任三十集团军164师副师长,后任72军副军长,转战于江西武宁、修水一带)龚辑熙(即后来的能海法师)等。付春吾常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救国救民的革命道理启发他们。因此,同学们都深受熏陶,其后乔、龚、马、蔺都投笔从戎,乔、龚、蔺、彭及干青也都先后加入了同盟会。
1908年(清光绪34年),考入成都通省师范学堂预科(简称通师)。在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薰陶下,十八九岁的王干青怀着推翻帝制,创立共和,重振中华的远大理想,参加了同盟会,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宣告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结束。王干青恰好这时升入“通师”国文部正科,他满怀一腔报国热情,勤奋学习,他素来读书不拘守章句,而是深入社会学以致用,准备学成之后,为国效力。
1911年(民国元年),他利用暑假回县发起组织“青年体育社”,团结进步青年300多人,参与地方社会活动,反对封建势力。
1913年,胡文澜督川,共和党掌权,胡引用共和党人钟正懋出任通师校长,王干青联合同学抗拒,学校当局将王悬牌开除。后经尹仲锡、张澜出面调停始得以复学。
1915年(民国四年),王干青毕业于通师,经尹仲锡向时任四川省长的杨沧白推荐,出任西城小学校长。省长接见时,面询四川教育如何振兴,王有条不紊,对答振振有词。又询当时盗匪猖獗之对策,王对答有理,谋略得当,着拟治匪计划。继后,又由尹仲锡推荐,委任为古蔺县知事。王到任后,整顿吏治,要求大家严守职责。初因该县匪患甚炽,他亲自带队,不避风雨严寒酷暑,四乡清捕,以其清勤的操守,得到前清致仕大员付华丰的帮助,匪患得以平息。他为官清廉,勤于政事,深得民心。
1917年(民国六年),王干青被绵竹县选举为四川省第一届议会议员。因主张拥护广东孙中山先生的护法军政府,为北洋军阀支持的四川军阀所不满而被迫离开省议会。
1920年(民国9年),王干青30岁,赴广州毓秀楼敬谒孙中山先生。四十年代王与友人谈及当时敬谒先生时说:“中山先生学识渊博,气度雍容,和蔼可亲,令人感动,使人终生难忘。”
1922年(民国11年),王干青参赞川军石青阳,声讨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次年随川军转战川东南,随任叙永县知事,筹划军需,不扰不苛。他虽两任县知事,都为时短暂,居官廉洁,秉公办事,卸任后,两袖清风,家无长物。
1924年(民国13年),王干青随同盟会会员熊克武部队赴粤准备参加北伐,由于当时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电邀北上,入粤之川军被蒋介石解散,熊克武被扣于广东虎门。他因而流寓江浙,在上海接受了新思想、社会主义学说。次年返川,他提倡劳动,不乘肩舆,摒绝烟酒,潜心学术,曾对王阳明唯心学说加以批判。
1926年(民国15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后,王干青接受重庆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省党部指示,回到绵竹主办党务。经过一番努力,绵竹的工农群众、知识份子和开明士绅纷纷加入国民党,党员人数猛增至近万名,建立了国民党绵竹县党部。同时,还组织了“反英反奉大同盟”、“沪汉案后援会”、“学生联合会”等进步团体,不时结合游行进行宣传,组织群众抗拒苛捐杂税,招致了当地驻军的嫉恨。当年夏,经张秀熟介绍,王干青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年冬,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派李宴蟠来绵竹开展工作,王干青与之密切配合,并介绍丁毅、张治、史明理(三人均系共青团员)协助工作。
1927年(民国16年),“四.一二”事变后,驻绵竹军队团长曾启戎,乘机唆使暴徒联合国民党右派,纠集地痞、流氓,于5月1日捣毁了国民党绵竹县党部。早饭后王率领执、监会各委员到驻军团部质问,团长曾启戎拒不见面,却派兵一连将王干青等10多人逮捕,押送到县府。当审讯时,营长兼县长王一坐堂执笔先点王干青之名,王愤怒回问,“你以啥资格敢点我的名?”王一说,“我是以县长资格点你的名。”王说,“我是省议会议员,你够不上格点我的名。”王一说,“我以营长资格。”王说,“你更够不上了,我是你们军部聘请的高级顾问,见了我你还得立正敬礼。”因此,王一恼羞成怒喊打,王说,“王先生可杀而不可辱!”随即扑向大堂推翻公桌,大骂特骂。县府职员将王一劝解拉进二堂,遂将王干青等人收禁后监。此事哄动绵竹县城,县人街谈巷议无不称颂干青先生之豪气,为百姓出了一口恶气。嗣后将王由绵竹解送绵阳驻军孙震师部,又不敢公开限制其自由,住于旅馆中。驻军师长孙震久拖不与王见面,暗中进行分化,劝送同案之人回绵竹,孤立王干青。后经师代参谋长章雨初(绵竹人)营救得出,将王送往成都。
中共“八.七“会议召开后,王干青于1928年(民国17年)受中共川西特委派遣,秘密回到绵竹参与发动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工作。他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影响发动组织绵竹各阶层的社会力量,和新派来的中共绵竹县委书记黎冠英以及张治、李宴蟠等紧密配合,有选择地组织革命群众,建立了半公开的党的外围组织“怒潮分社”(总社在成都)、“新生民导社”,在两社中发展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近百人。在城乡建立“学生联合会”、“工会”、“农民协会”、“苏红之友社”等团体,争取“哥老会”、“红灯教”中有正义感的人物。如张民宽,他是兴隆乡哥老会的骨干,又是川西北山防支队长,最初加入“怒潮社”,后又加入共产党,并被选为县委委员,“七.四“暴动时,他所组织的县城北路的农民武装是暴动的主要武装力量之一。在开展“社运活动”中,吸收了一些开明士绅各地方民团的实力人物。1928年4月,中共绵竹县委开始筹组农民暴动委员会,由县委书记黎冠英任主任委员、军事总指挥,委员有王干青(兼军事副总指挥)、张民宽(军事副总指挥)、张治、丁毅、钟声清、史民理、骆显光等十余人。在接近暴动前的一段时间,王干青去广济,通过王鹤斋组织到人、枪二三十;又从好友向晋侯处得到步枪二十多支;在胡光彦处组织了人、枪三十有余。暴动前,行动委员会安排“怒潮分社”、“新生民导社”作为暴动主力,拥有武装力量三四百人,同时,还联络什邡、安县、罗江一带的哥老会、红灯教配合响应,还有“工会”、“农协会”、“学生联合会”、“苏红之友社”的群众五六百人,也作了具体的行动布署。
临近暴动时,中共川西特委派来范东浦、贺宇生等10余人,随带手枪10多支,协助“七.四“暴动的军事指挥。特委决定,暴动成功后,立即建立“川西北苏维埃政权”。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准备,县委认为暴动时机已经成熟,报告特委批准,定于1928年7月4日举行绵竹农民暴动。7月3日午夜,王干青、范东浦带领西南路武装队伍,从广济出发至土门与胡光彦、刘温如等的队伍会合后,共有200多人,枪50多支,向县城急进,行至邓家林税卡时,被驻卡税务稽查员阻拦盘诘,不准通过,王干青当即开枪将其击毙,并夺得税卡全部枪支。这支暴动队伍行进到西门外诸葛祠时,与埋伏在该处的第29军曾启戎团部接火,双方激战,由于武器配备太差,暴动队伍又未经正规军事训练,东北路的暴动队伍也没有到达与之会合,孤军作战难以持久,于是王、范命令队伍撤退至北门外红茨藤,等待东北路的黎冠英、张民宽、李宴蟠带领的暴动队伍到达后,再会合进攻县城。当黎、李、张率东北路队伍行进至北门外沈家牌坊时,已投靠曾启戎的汉旺乡谭尊五派人前来谎报军情。黎、张、李等被骗,遣散暴动队伍,暂时退回汉旺。他们退到汉旺后,立即前往与谭尊五会面,其时谭早已接到驻军密令“将他们三人就地处决。”谭诡称汉旺不能久留,县城驻军很快就要来抓人,派人护送你们三人到别处暂避。黎、张、李没有识破谭的阴谋,遂随所派的武装人员向马尾乡的小路急行,至大酸枣树时,被一齐杀害。
而王干青、范东浦率领的西南路队伍坚持到拂晓,仍不见东北路队伍到来,也没有消息传来,无法以孤军攻城,只得在天亮之前撤回广济。同队的赵祝三竭力劝王到外地暂避,并送给手枪一支以便自卫。(赵祝山参加农民暴动带有投机目的,尽快劝王离开是怕惹火烧身,送手枪是讨好,给自己留条后路。1940年,赵祝三向王索要手枪,发生了王干青痛骂怒打赵祝三的真实故事,待后文将详细述之)迫于形势,王只得遣散队伍,范只身返回成都,王干青潜往什邡、双流。
一场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绵竹“七.四“农民暴动,除死难黎冠英、张民宽、李宴蟠三位中共优秀党员外,战死者九人,被捕杀者九人,被俘后送壮丁十六人,失踪者十九人。
“七.四”暴动失败后,王干青身分已明显暴露,被迫绕道汶川潜至什邡,化名潜夫,隐居什邡罗汉寺,与隆觉和尚同住了一段时间。(隆觉,绵竹人,俗名胡玉翘)在此期间(即1929年)王干青在特务四处追捕的状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几次秘密到绵竹、安县、清理、巩固党组织。后又转道双流,由通师同学周列三(后加入共产党)介绍,在彭家场周小楼家办一私塾,当时李筱亭(1928年经王干青介绍加入中共)也来避难,于是两人共同教书暂避双流彭家场,同时从事秘密革命活动。在双流期间,王干青仍不时去成都活动,成都地下党组织也经常派人与他取得联系。1929年以后,王开始在成都的益州女中、天府中学等校任兼课教师,情况一紧,又避居双流。在双流暂住期间,他作的《重九咏菊》诗中云:“国事已同鱼肉烂,吾侪幸异马牛风”,“历记义熙悲岁月,祸婴典舞毁冠堂”,足见其抱负。还写了多首叙怀诗,兹选录几首以见其志向。
 
三月三十日次旧韵
客里又逢春日去,惜春无计漫多情。愁添晴涨侵江阔,恨逐夕阳傍晚明。
绿暗红消成感叹,花飞絮尽失峥嵘。可怜杜宇犹啼泣,却送东风自在行。
 
仲秋积雨兼旬  夜坐闻鸟声有怀隆觉能海二师
连朝积雨暗平芜,饥鸟栖林夜自呼。万里方惭鸿渐远,九天空羡鹤飞孤。
定巢将子终非计,控地抢枋岂壮图。何用临风悲瑟瑟,随杨那不到江湖。
 
除夕用旧韵二首
 
一、
老去他乡惜岁徂,灯前妻子共倾壶。儿长已觉渐如我,发短还添岂故吾。
敢谓浇愁嫌酒薄,须知得醉是荣殊。兵戈满地人何恨,今日流离尚道途。
 
二、
野寺钟声夜半时,幽幽炉火暗红滋。颓然一枕家山梦,犹是少年沧浪姿。
笑逐笙歌踏九陌,故烧桦烛斗千枝。酒醒睡觉知何处,风雨低迷歌鬓衰。
 
1930年(民国19年),王干青接受党的指示,与地下党员阮举刚(绵竹新市人)联系,参加驻广汉军队“兵变起义”,起义遭到失败。
1933年(民国22年),广汉军队“兵变起义”失败后,王干青回到双流,双流驻军四处搜捕,幸逢他又去了大邑,未遭毒手。从此在大邑住过近两年多时间,与当地名人刘成勋往来密切,后来成了儿女亲家。
1934年(民国23年),得法光和尚(文殊院方丈)介绍,曾在成都文殊院空林佛学社,教僧众经文。因此,他对佛学有一定研究,对蜀中高僧有了更多的接触了解、认识。
1936年(民国25年),王干青受四川省赈济委员会尹仲锡的委托,到川北通江、南江、巴中一带放赈。目睹战祸连年,人民遭受涂炭之悲惨状况,而写下了七绝诗四首,题名为“去年冬间即事四绝”,后又写了“借前韵书时”。
 
去年冬间即事四绝
大兵大狱国人尽,狐猾狐埋正义亡。九原我欲推祸始,三民谁演第三章。
 
入主出奴邈是非,十年寒乞尽轻肥。紫金山畔魂归处,料得啾啾鬼夜啼。
 
拼将碧血染山河,革命功勤斩伐多。杀尽同胞同志在,燕云一剑试横磨。
 
自杀真成满地红,更看白日起辽东。青天荡荡呼无路,相对人人说困穷。
 
借前韵书时
熏穴焚巢毁室庐,玄黄血野战方殊。蜀殇万里纷南北,麟阁几人厕画图。
灞棘早知诸儿戏,齐秦何惜两帝娱。一尊妄作家天下,刘季项王终独夫。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对抗日战争形势的认识有所缓解。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四川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特别加强了与刘湘的联系。当时刘湘为摆脱、抗拒蒋介石进一步控制四川,刘、蒋之间矛盾加深,刘表示愿意联合抗日。经过中共四川、成都市党组织多方活动,由成都地下党从刘的内部打通关节,刘湘的高级幕僚乔毅夫(即乔诚,王干青的绵竹同乡、同学)推荐,刘湘委任王干青为住延安的代表,在延安的四个多月中,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王向党中央、毛主席转达了刘湘和所部川军参加抗战的决心,毛主席对川军决心抗战高度赞赏,并作了不少重要指示,让他转达刘湘。王干青还为刘湘带去了一笔捐款,作为补助陕北公学的经费。回四川前夕,毛主席赠与亲自题赠的全身影照一张,令他钦佩不已,即兴写了七律诗一首,表达了他对毛主席崇敬、仰慕之情。
 
在延安呈毛主席
三秦北户古延安,上将威名说范韩。自古贤豪不世出,如公英武信才难。
十年叱咤雷霆斗,一鼓和平亿兆欢。沧海横流经此日,更看支手挽狂澜。
 
经过王干青的努力,延安与成都之间的无线电讯得以沟通,电台很快架设起来。1937年(民国26年)9月15日,两台正式收发电讯,及时传达了中共中央的主张,加强了中共和四川军政当局的联系,加强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四川的工作。
1938年(民国27年)1月,刘湘在武汉病故,毛泽东主席曾发给王代转表示哀悼的唁电。唁电说刘湘之死“国家失一栋梁,川军失一主帅,切望刘湘系统及四川军政要员顾全大局,坚持抗日。”王干青将毛主席的意见及时传达到四川各个方面。
王干青自延安回川后,介绍了一批有志青年,如杨鸣皋、易诚、王泽丰等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学习,其中有些人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已成为工作中的骨干和领导者。同时,受党组织的委托,招聘了一批机械工人、印刷工人到延安工作。
1939年(民国28年),王干青接替陈炳光出任四川省保甲指导室主任,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慎密的安排,使该组织成为了掩护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活动的据点。车跃先创办的《大声周刊》编辑部曾设在这里,罗世文、张秀熟、程子健等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人常来此聚会,研究工作。
1940年(民国29年),王干青受四川省赈济会负责人尹仲锡的聘请,回绵竹在南外精忠观创办“省立第一儿童教养院”,收养战区流离儿童和本地孤儿200多名,租田60亩,实行半耕半读。仿效延安,自己动手,不乏衣食,养猪种菜,供给自用。王干青经常给儿童们讲张浚、岳飞抗金故事,启发儿童的爱国思想。他对教养院儿童的衣食和身体健康状况特别留心,经常检查,与儿童、职工同堂共食。儿童对王干青非常敬爱,视同于亲身父母。
他在教养院工作期间,时常关注绵竹的时局变化。如商人抗税、群众反对驻军不合理摊派等,都给予支持,因而招致了驻军和政府的嫉恨。就在这个期间,发生了豪绅赵祝三向王干青寻事生非、驻绵军方与地方土豪劣绅相勾结,将杀死高岳、叶晓波、廖铁翘嫁祸王干青两件事情。
12年前,即1928年,赵祝三是广济乡哥老会头目,曾随王干青、范东浦所率的西南路农民暴动队伍攻打绵竹县城,暴动以叛徒告密而失败。赵祝三曾送王干青手枪一支,劝其离开绵竹。10多年后的赵祝三已跻身于绵竹巨绅之列,出任了广济乡联保主任,有长、短枪50多支,便衣卫队50多人,在广济、县城都修建了洋楼。成了绵竹西山一霸,人们称为“赵包袱”。1940年的一个春天,在县城大南街逵鸿茶馆赵祝三与王干青不期而遇,赵不知怎的心血来潮,突然提出要王干青退还10多年前所送的手枪。王干青十分愕然,时过多年,这点小事还值得一提?赵竟说“你那时拿枪抢夺县城,是土匪行为,还说是小事。”王干青勃然大怒说:“我用枪带队伍攻打县城,是为了打倒军阀,为了老百姓,为了革命事业。你用枪是与门神打仗,打家劫舍,抢掠财产,欺压百姓,你才是真正的土匪、恶霸,总有一天要清算你的罪恶。”在相互激烈地争执下,王干青气忿地用手中约两尺长的旱烟袋管(俗呼为叶子菸杆)猛打赵祝三,赵越抵挡,王打得越厉害。众茶客无不暗中拍手称快,也替王先生担忧。当时赵带的便衣手枪随从,眼见舵把子当众受辱,纷纷抽枪对准王干青,跃跃欲似的要向王开枪,但赵祝三不敢贸然下令开枪。此时,逵鸿茶馆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满座皆惊,相率逃避。后经旁人劝解,赵祝三只好忍气吞声,带着手下人悻悻而去。这就是当年轰动绵竹县城,不少人都知道的“王干青怒打赵祝三,手枪敌不过长菸杆”的故事。事后老百姓议论说“王干青先生怒打赵祝三是扫他的恶霸威风,也是王先生一贯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一生正气的表现”。为什么赵祝三不敢开枪呢?因为赵当时已经十分富有,独霸一方,他深知王先生在省、县都是很有名气、有影响的人物,不是其他老百姓可以随便鱼肉欺压的。对王先生的事弄不好,有可能倾家荡产,如果王暴露他的一些罪恶,甚至性命也难保全,只好“忍得一时之气,免却百日之忧”。
1941年(民国30年)冬,绵竹曾发生了一次“红灯教”教徒、部分农民暴动,突然袭击攻入县城,杀死了民国政府绵竹县长高岳、秘书叶晓波。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廖铁翘。驻绵竹的军队首领和仇视王干青的地方土豪劣绅,相互勾结,大肆造谣,散布王干青是这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嫁祸于王,经常纠缠、骚扰儿童教养院的工作,目的显而易见逼王离绵。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王干青被迫离开绵竹,避居成都,他所办理的儿童教养院工作也由此而中断了。
1942年(民国31年)他受成都慈惠堂理事长张澜先生之聘请,担任普济堂堂长和培根火柴厂主任。这时尹仲锡刚去世不久,普济堂是慈惠堂的下属之一,是慈善救济团体,培根火柴厂是以工代赈性质的生产日用品的工厂。王干青虽然已经五十多岁了,深感尹、张二老托付之重,且从事的工作又是慈善事业,非鞠躬尽瘁办好不可。
为了认真办好火柴厂,保证慈善堂这个赈济机关有可靠收入来源,他引进了一些新人。保管、技术、会计、采购等方面都增加了人员,如周锦镐(共产党员、王的学生)、袁思治(共产党员)、张文静(共产党员)等人。他经常直接参加实际工作,如到慈惠堂定期汇报,去安乐寺市场推销火柴,到双流、蒲江、黑竹关采购木材,到乐山乌尤寺开办火柴梗片厂。1943年农历的正月初一,他约张容光天亮就动身,步行沿青衣江向夹江、洪雅查看木材,翻山越岭,晚上11点才能返回厂里。来去50多公里,那时他已54岁了。他十分重视对职工进行思想、形势教育,不时请张澜老先生给职工讲国家大事,抗战情况,还通过张邀请加拿大学者文幼章到厂讲国际形势问题,还请川大、华西大学的进步学生为工人开办夜校,有时也教秧歌舞,在工人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反对内战。由此也给张、王招致了不少流言蜚语,国民党特务、政府当局也加紧了对慈惠堂、培根火柴厂的监视。
1945年(民国34年),由周立三、肖华清介绍王干青和厂里的几个职工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他积极参加民盟的组织活动和社会活动。
1946年(民国35年),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特务杀害。是后,张澜先生在成都蓉光电影院主持追悼大会,民盟总部及成都各界人士参加追悼会,遭到特务捣乱袭击,张先生头部受伤,经人保护幸免于难。事后,张澜先生及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转移到重庆特园(即鲜特生公馆、因鲜英是张的学生)。是年,王干青曾因公去重庆看望、慰问张澜先生,并汇报工作。张与王商量说“我已离开成都,慈惠堂的工作,我已向理事会推荐稽述庾(祖佑)出任理事长主持其事。此人很有正义感,蒋介石曾请他作事,被他拒绝了。他是合成银行董事长,对慈善事业是很热心的,如果经费运转上有什么困难,他是有力量周转的,你回去后多方促成此事”。在渝期间,王干青拜会了老友吴玉章(中共驻渝办事处负责人),两人倾心长谈,王谈了他在绵竹、成都、双流、什邡一带做党的地下工作和参加民盟组织活动情况、对当前国内革命形势的看法,吴对王说:”人民革命战争取得基本胜利的时间也就是三至五年,我们在这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将到来的时候,要善于隐蔽储存精干力量,迎接解放,建设新中国。“他还有幸听过军事学家杨杰在重庆作的国际形势问题报告会,其后不久杨杰被特务杀害。
1948年(民国37年),王干青主要精力是帮助稽述庾做好慈惠堂、普济堂、培根火柴厂的工作,秘密从事党的地下活动,掩护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
1949年(民国38年)春、夏时节,成都已开始大批搜捕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在普济堂工作的李筱亭已转移它处,王干青仍然坚持工作,又过一段时间有人劝他必须暂避一下,但他只将幼子王泽丰遣回绵竹,嘱托张容光照管。几天后其长子王泽丰又寅夜回到绵竹,初住于张容光所办的绵竹益民火柴厂,继转老家五福乡高华院。据王泽丰谈,他回绵竹之前,培根火柴厂在乐山的梗片厂已出事了,几天后的11月5日,王干青给张容光先生的信函中,嘱托教育其幼子王泽远,述说了国民党政府在成都制造事端,勘乱剿共,铤而走险,社会纷扰的情况。11月9日晨,王干青还未起床时,一批特务突然窜入培根火柴厂,手持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的名片,假惺惺地说:“王主席请王经理到省府去。“王干青随即起床,心中明知有故,却从容不迫随特务而去,后被投入成都将军衙门省特委会看守所监禁。其后,稽述庾、章雨初、乔毅夫等人多方设法营救,但无济于事。在狱中,他与杨伯恺、于渊、王侠夫等共产党人、民盟盟员与敌特进行了英勇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高风亮节,至死不渝的大无畏革命精神。12月7日深夜,英勇就义于成都西外十二桥。
数日后,成都宣告解放。党和政府为表彰革命英烈,举行追悼会后,特建烈士陵园于成都二仙庵侧,建“十二桥革命烈士纪念碑”。绵竹故乡为之建衣冠墓于县城南郊“精忠观”旁(现绵竹市太极机械厂侧),并树碑文志其生平事迹。后又迁墓于绵竹人民公园桂香亭侧,与“绵竹七、四农民暴动纪念碑”紧紧相邻,绵竹市人民政府将王干青烈士墓和纪念碑均列为革命文物加以保护,作为爱国主义教育题材。每到清明节,很多人到烈士墓祭扫,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在烈士墓前宣誓。
王干青烈士牺牲后,绵竹乡贤和他的挚友们纷纷撰联哀挽烈士。
(本文作者系民盟德阳市委绵竹总支部副主委)
日期:200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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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8/12/23 9:49:09      阅读:723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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