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农历10月24日早晨8时15分，父亲就这么平静地走了。走完了他近95年（仅差3个月）的人生。他没有带走一片云彩，连挥一挥手的动作也没有过，就这么走了！

父亲姓陈，讳昌先，四川省中江县临江乡（现回龙镇）土生土长之农民。

他是一个平凡的人，一生只做平凡之事。可平凡之人偏就遇上了不平凡的事。1921年（正月22日）出世的他，竟非常荣幸地和一个非常伟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同年。故而注定会有一些可以记忆的事。

他出生在一个世代皆农的家庭。父亲陈讳宜嵩，即我的爷爷，是念过几年私塾的，在当时算是粗通笔墨的小小知识分子；加上有十多亩旱地，故娶上了中江城关大西街一家颇为富有的王姓小姐(我的婆婆)为妻。王家开有一家卷烟厂，在今天看来，不过一小作坊而已。但在当时，它能与云龙烟厂（即后来的中江烟厂前身）齐名了。

我爷爷染上了鸦片，耗尽家产，气死了婆婆。他自己吸干了自己，与婆婆前后一月的间隔，相继抛下了他们两个年少的孩子，撒手西归。是年父亲13岁，叔父10岁。

失去双亲的他们，叔父留在大爷爷家，父亲便到了他舅舅（我舅公）家。由于父亲也念过几年书，能写会算，故舅公便让他帮忙打理一些烟厂的业务。买烟叶，卖烟；那成品烟全是手工卷成。他一般跑中江县内，大一些了便去过三台、盐亭、南部、江油及广元等川北各地。据父亲说，舅公有一儿子，名叫王奇均，抗战时就读三台东北大学，解放后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作。

父亲到了该成亲的年龄，便回到乡下成家了。他娶了比他大三岁的我的母亲。我外公家是半边山（现中心乡）的小地主。听说是我嫁到半边山的堂大姑（向大姑，其夫姓向）作的媒。父亲在解放前夕曾与人在回水铺（现在的回龙正街）开个小饭店，赚了很多不值钱的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元券。这些钞票放在家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们家乡烧火煮饭缺柴，烧煤时当做引火的柴给烧毁了！我亲手放到灶洞里，作引煤燃烧之物，毫不可惜地烧毁了！谁知烧的是钱？等到八十年代有人用人民币兑换金元券，已悔之晚矣！

父母先后生下五个子女——三子两女。但我的母亲身体娇弱，仅30多岁便因病而辞世了。其时，我最小的弟弟不过一岁多点。年幼丧父母，中年丧妻子，这倒霉的事都让父亲碰上了。父亲为了子女不受可能的虐待，他终身未再娶，兑现了对母亲临终时的诺言。所幸的是我们和叔父并未分家，有叔母的照料，还有个腿不方便两眼失明而未出嫁的堂二姑的帮忙，我们五兄妹都得以长大成人。

在农业合作化时期，父亲担任合作社里的会计；人民公社化时期，他担任过生产队长。1965年，他曾被推选担任公社人民代表，参加了一届公社人代会。

他在担任队长期间，最大的政绩，就是带领社员们修了一条从水电渠——黄堰沟直接放水的一条高高的小水渠。这条小渠能浇灌几个生产队的庄稼。也为这几个队扩大了近百亩水稻面积。这个政绩，成了他晚年经常向他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他常向后辈诉说筹划修渠的不易，诉说修渠的艰辛。

他一心扑在集体事业中，从未为家人谋过一点点利益。他总是教育我们：别人的东西不能要。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似乎从未做过家务活。集体的事情便是他的事业。他总是在地里干活。他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劳动。七八十岁时挑着好几十斤的粪桶种粮种菜；甚至九十多岁时，还到菜地里除草。他唯一的娱乐便是夏日午后搬一把马架椅，放在竹林丛中，躺在上面小睡几十分钟，然后引吭高歌几段最流行也是他最熟悉、最喜欢的川剧唱腔。什么《草船借箭》，什么《五丈原》，什么《铡美案》……

父亲的高寿，来源于他一生的劳动。劳动锻炼了他的筋骨，劳动使他的血液畅通，劳动使他的器官强健，劳动更使他远离病痛。他一身从未住过医院，不要说什么大医院，就是乡镇一级的医院也未曾住过。甚至连一瓶盐水都没吊过。老年时期，他长时间吃两种药：鱼肝油丸和六味地黄丸。他说这两种药的好处是明目和保肾。

2012年，他92岁高龄，在那年的春末，他拄着拐杖，我陪他从北坡漫步，用近一小时的时间，登上了中江城东最高的魁山之巅。走到了魁星阁，领略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

劳累一生，忙碌一生，辛苦一生，便是他来到人世的终极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