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个月前，本人接到工厂总工程师委托我撰写《超临界燃煤发电技术》一书中第3部分“超临界汽轮机”的任务。本人接到任务后，就向王总借了《中国电气工程大典》的第4卷“火力发电工程”上下册一书。看了编审人员的名单后，颇有感触，而且亦感到很不是滋味。
《中国电气工程大典》是一本怎样的著作呢，编委会主任陆燕荪和陆延昌（两位原部长）在前言中写道，“为反映电气工程领域最新的发展成就，总结已有的科研成果，传播工程领域最新的科学技术知识，中国电工技术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中国动力工程学会和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五个学会，联合组织了电气工程各领域的约2000位专家和学者，编撰了《中国电气工程大典》。”
这套书的“编写工作于2004年开始启动，经过4年磨砺，数易其稿终于付梓出版。《中国电气工程大典》共15卷约5000万字。它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电气工程各领域的技术发展与成功经验，展示了各专业领域的最新技术数据、设计经验、科技成果和发展动态，汇集了国内外相关的先进理念和成熟经验，体现了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的结合，是一套可供电气工程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使用的综合性工具书，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但大典的编审人员署名却充满了“中国特色”，充分体现了“官本位”的概念。
在主编的名单里出现的都是各有关单位的头头，而且都有照片，职称大部分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当然他们的工作主要就是做一些组织工作，具体动笔的事基本上是不会做的（少数除外）。各篇的主编也是各有关单位的总工程师或副总工程师。至于评上教授级高工的是如何评的我不清楚，但其中有些人却是工作后基本上没有搞过具体业务，但因为都担任领导职务，所以评上也自不必说了。而我本人一直从事具体业务工作，因厂内在上世纪90年代教授级高工的评审工作长期停顿，所以直到退休时，厂内才把我们这一批将要退休（有些已经退休）的知识分子评为教授级高工，不久，我们就办了退休手续，而且，我的退休证上也写明是研究员级（即教授级）高工。哪里知道，退休后，厂里在向四川省职称办申报时，就把我们这批已退休高工都拉下来了，这批人就没有拿到省职称颁发的证书，厂里就不承认我们有研究员级高工职称。我在返聘时就不算研究员级高工，而且我连主任工程师都不是（因为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也一直没有评），所以返聘时的待遇就比他们拿证的要低（在产品开发处返聘时最后补到与其他正高工一样）。2007年，我参加了“德阳市老科协”，我在老科协递交了正高工的职称申请，经过评议，最后通过，省老科协并于2010年发给了正高工的证书，算是对我的一点安慰吧。但也仅是一种安慰而已，因为老科协评的职称与经济挂不上钩，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和省财政厅是不承认老科协评的职称的。幸好，四川省这几年涨退休工资都没有分正高与副高的区别，而有些省、市则与此挂上了钩。
实际上，我也是参加了大典的编写工作的。2006年，厂里还在返聘我。一天，王总询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大典第12篇“燃气轮机及联合循环机组”中联合循环汽轮机一节的编写工作，此前他已与一位老同志联系过，这位老同志对燃气轮机不熟悉，没有同意参加。而我在大学学的就是燃气轮机，而且正好我又编译了《联合循环发电技术》一书，所以欣然同意参加。我负责具体编写，负责人是东方电气公司前副总经理王强。二十世纪时，重型电站燃气轮机在中国并没有得到迅速发展，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国内三大厂才分别从西门子、GE和三菱引进了重型电站燃气轮机技术。因此这方面很少实践经验，联合循环汽轮机方面也找不到多少参考文献，我只能主要参考国外的文献，起草了联合循环汽轮机一节的全部内容。为了完成这一工作，我先后随编写组到西安、上海、南京出差了3次。经过多次反复修改，终于完成了任务。
第12篇的编写人员名单里却没有我们的名字，名单里只有清华、西安交大的各5位教师和南汽的一位总工程师。我编写的联合循环汽轮机一节的篇幅总计有6页多，与名单里人员编写的篇幅相比可能要少得多，但尽管贡献微薄，我尽力了，我付出了劳动。我们编写组的召集人是位院士，说起来我与他还是校友，他为什么这样做我不得而知，也许他认为我们已退休，又没有任何官职，署名不署名对我们无所谓，他没有想到，这却伤害了我们，起码是对我们劳动的不尊重。反观第4篇“汽轮机”的编写人员名单，仅东汽就有29名，这一篇的编写人员总计达到60名，按人数平均，他们人均编写的页数大概只有3页多，但他们却都榜上有名。再看第16篇“火力发电厂运行”的编写人员，仅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就有76名。为了此事，我先给王强发了电邮，王强回复表示歉意。又给那位院士发了电邮，可就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不知道这位院士是否意识到应该尊重他人的劳动。
现在，官本位制已经愈来愈深入到各个领域。在2000年我们退休以前，官本位制还不是很厉害。我们和厂长在职时和退休后的工资差别都不大。近年，差别越来越大，而这种差别就是建立在官本位基础上的。事实上，按官本位建立的工资制度从上世纪50年代取消供给制，统一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就开始了。55年8月的工资改革使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差距扩大到了31.11倍。由于这次工资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次年，即1956年国务院又颁布了新的工资标准。使得标准工资最高最低之差略有缩小，减少为28倍。但连同这次调整在每一行政级别中细划出的11个档次算下来，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差仍然达到了36.4倍。
为了进行比较，这里介绍一下国民政府时期的薪俸标准情况。以1946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标准，除总统和五院院长等选任官外，文官共分为37个级别，最高一级的收入是最低一级收入的14.5倍。
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那个年代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情况。在资本主义各国中，除极少数国家外，英、法、德等国的公务员，包括行政长官在内，最高最低工资差，均在8—10倍左右，美国、日本差距较大，也只有20倍。而且它们差距之大，多半只是总统或首相个人的工资较高，有时会高出下一级行政主管一倍以上。可知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官员高低之间的收入差距远小于新中国官员的收入差距。
我们的等级差更多地还不是表现在工资标准上。我们在实行职务等级之初，不仅全面拉大官民距离，而且严格官阶差序标准，通过把其他各种职位行政化，比照官阶规定相应待遇，建立了一套官本位体制。不同级别的干部在工资以外的待遇和享受标准，极为细致复杂。几级以上可以配厨师，几级以上可以配勤务，几级以上可以配警卫，几级以上可以配秘书，可以享受何种级别的医疗和疗养，包括对不同级别的干部可以住多大面积的房子、可享受何种档次和牌子的专车等都有具体规定。
而“资本主义”也不是如以前宣传和想象的那样不平等。从1986年瑞典首相帕尔梅在街上行走时被刺身亡消息的报道和随后相关的考察报告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我们过去印象中的“资本主义”政府：“政府的大门前不设警卫。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楼下的湖滨花园设有长椅，是市民们的游憩之地。他们的议会开会时要发广告，百姓可以自由旁听。除了国王、首相配备警卫人员，大臣们皆没有。他们上班是官员，下班就是平民、普通老百姓，有的上下班骑自行车来往。……瑞典的官员们即使公务出行，也没有前呼后拥警车开道那一套，他们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我们今天需要特别反思的是，为什么早年以改变不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创造一个人人均等的社会为理想的共产党人，建国之后却没有建立起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呢？一个基本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一切学苏联。但问题是，19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很明确地反对当时在欧洲国家中还十分盛行的等级制和官僚制，认为共产党人必须坚持“所有官员的薪金没有任何差别”的政治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共产党国家都没有照此实行。相反，战后欧洲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社会党、工党起作用的结果，它们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努力去限制等级制和官僚制的种种流弊。比较这两者之间的历史条件，我们能够注意到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绝大多数没有在这方面做出努力的共产党国家，都是落后国家，这些国家革命前基本上处于专制体制的统治之下。由此可见，很多新制度的选择与变异，并不完全取决于政治家或政党的理想和目标，既有的制度与社会文化传统往往会潜移默化地左右着一切。
——本文后面部分的内容取自杨奎松：《关于建国以来党政干部收入的问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