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首先是为那样一些人，我们的幸福全部依赖于他们的喜悦与健康；其次是为许多我们所不认识的人，他们的命运通过同情的纽带同我们密切结合在一起。我每天上百次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现都是以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为基础的，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份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俭朴的生活。并时常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过多的劳动而难以忍受。我认为阶级的区分是不合理的……。

    我也相信简单淳朴的生活，无论在身体上或在精神上，对每个人都是有益的。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强制。而且要适应内在的必然。叔本华说：‘人虽然能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这句格言从我青年时代起就给我真正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的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是持续不断的宽容的源泉。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慰和别人，它引导了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要追究一个人自己或一切生物生存的意义或目的，从客观的观点来看是愚蠢可笑的，可每个人都有一些理想。这些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方向。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生活的目的本身——我把这种伦理基础叫做猪栏的理想。

    照亮我的道路，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工作领域里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我总觉得，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都是可耻的。

    我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与社会责任感。……我实在是一个‘孤独的旅客’，……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政体，让每个人都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被崇拜的偶像，……我完全明白，一个组织要实现它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人去思考、去指挥，并且全面负起责任来，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该受到强迫，它们就必须能够选择自己的领袖……。

    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群众本身在思想上总是迟钝的，在感情上也是迟钝的，……，我相信要是人民的健康情感没有遭到那些通过学校和报纸而起作用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的蓄意败坏，那么战争这个妖魔早就该绝迹了。

    我们所能有的最美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它是坚守在真正艺术和真正科学发源地上的基本感情。谁要旧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的感觉，谁就无异于行尸走肉。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惧——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越感觉到那种只能以其最原始的形式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友的宗教感情的人。……”。读后，我看见了真正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数学的奥秘，也是祝福神秘的大自然与更加神秘的人类思维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它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我真乐此不疲，可上天给我的人生是那样残酷与不公啊！一生中竟被无端地入了另册连人的基本生存都不保啊！更能何为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问我何求。（9月20日于成都，21日发于凯迪《文化散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