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教师称作园丁，那么，园丁记忆就緣于此吧。 ——题记
文化大革命时期，曾流传这么几句顺口溜：＂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按这个说法，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那我就只有当农民的命了。
可是，老天却让我打破了这个血统论观点，当上了教师。由此可见此论之荒谬也。
一九七二年三月，正在人民渠热火朝天的工地上肩挑背磨的我，接到了大队会计袁绍安派人带来的口头通知，大队领导决定，让我离开人民渠回龙团临江营七连（那时修建人民渠的人员组织架构仿照军队）连长岗位，去接替民办教师转成国家正式教师的、我的远房堂兄陈顺立，担任大队民办小学教师。
从此，开始了我人生的大转折。由一个纯农民变成了一个还是农民身份的教师。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虽然干的是教师工作，但我的户口还在农村，口粮还和其他农民一样，由所在生产队按工分分给。我的劳动报酬由生产大队评工分，再介绍给生产队。教师的劳动报酬均摊给所有生产队负担。按当时政策，民办教师每月还要领取国家补助，开始是每月6元，不久涨到9元。
我们大队小学有两个教学点，两点相距约一华里多。一是大队办公处的陈家老房子，有两个班。两个教师：一个是我的远房堂姐陈淑立，小学毕业，她是民办教师；一个是我的远房姑姑陈春先，解放前的老初中生，她是公办教师。
另一处在吴家湾，教师一个，便是我了。
我在《初中记忆》中曾表述过，只正儿八经读过两年初中。我们这一代人命运多舛：小时饿饭，少年失学。想读书而无书读。所以，我是不够格教小学的。
在当时，像我这样不够格者，大有人在。全国至少上百万。你看，我们大队小学，就百分百不够格。
不够格还得干。我教的是小学五年级，开始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你想，又没经过培训，不知怎么教。只能边教边摸索。一人包班，语文、数学及唱歌、体育都得教。真像大姑娘上轿头回，什么都得从头学。当时只觉得，不教错知识，不瞎子带瞎子就行了。至于什么教学思想，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脑袋里就没有。
我那一个班有40多学生，男多女少，比例失调。年龄也参差。有大至十五六岁者，有小仅10岁者。
就这样摸索着教了一年半，他们终于小学毕业了。幸运的是，学生们参加公社小学初中班招生考试，居然成绩还不错：被录取近40名。这让我意想不到。
这一年半的民师生涯，还让我意外获得了政策上的好处（当时也未知会如此）：除了这一年半计入工龄，还让我得以把中师学习时间也计入了工龄。真是上天惠顾啊！
一九七三年九月，结束了一年半的民师工作，我迈入中江师校学习，迎来我一生命运的真正意义上的脱农（龙）变凤的大转折。它让我结束了农民身份，成了吃国家供应粮的城镇居民。这让我欣喜若狂！
写到这里，不由得让我想起东晋诗人陶渊明。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农村田园生活？为什么那么喜欢当农民呢？而我却以当农民为苦，当居民为荣呢？浅薄乎？势利乎？是耶？非耶？还是让他人评说，让历史评说吧！
经过两年（工农兵学员）的中师学习，1975年7月，我又一次步入园丁——教师的行列。
听别人说，中江师范学校报给绵阳地区文教局的分配工作方案，是要把钟方尤（后来的县教育局长、县人大常委副主任）、谢伦忠（后为中江实验中学校长）和我三人分到城北中学工作。但地区文教局坚持＂社来社去＂，所以我们都只好回到家乡工作。
于是，我便先分到回龙中心小学，再分到我的小学母校——临江小学，最后分到三大队小学。任教五年级。
有趣的是，我开学第一天到三大队小学给学生报名注册。忙活了没一阵子，公社党委分管文教卫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黄忠华，就亲自来到三大队小学，传达了县上要调我参加路线教育工作的电话通知。
老黄书记（因为当时公社还有一位嫩房书记）是一位老革命，50多岁的人了。他40年代被国民党部队拉壮丁，淮海战役时起义成了解放军战士。以后随部队南征北战，又转业到地方，回到家乡工作。80年代他让儿子顶替，就成了离休干部。
我跟老黄书记请求不去搞路线教育工作。可他说不行，县上的安排必须执行。于是，搞刚了半天不到的教育工作的我，服从组织安排，成了一名路线教育工作团的成员。
路线教育的全称应该是社会主义路线教育。但今天看来，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教育，而是左倾主义教育。受＂四人帮＂影响很大。因为当时四人帮提出的口号，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我被安排在城郊区路线教育工作团新坪公社工作队。当时的工作团长是县委书记兼县革委主任何顺帆；我所在的新坪公社工作队，队长是县公安局的刘彤同志，他后来到县检查院工作，任科长直至退休。现在还时不时在县城里碰到。
我是和刘彤队长住在公社机关。其余队员住在各人工作的大队。他们当中有我的好友、回龙食品站的陈德建和城北中学的李玉武。我的工作实际上就是队长秘书。白天和队长参加开会，我作会议记录；或者和队长一起，到各大队调查研究，晚上研究第二天的工作。有时会和队长一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记得有段时间我脚气特严重，脚丫裂口了。有时疼得厉害，走路都很吃力。但我还曾坚持下田栽秧。
我还要为公社广播站写广播稿；写工作总结……
但这次所谓路线教育，原定一年未到，就作了鸟兽散。原因是什么？似乎是不得人心，还是当时的政治大气候的影响，不得而知。总之是县上让我们撤走。于是刘彤队长凭关系找了一辆货运汽车，把我们连行李拉回了县招待所，住了一天，就叫我们回各自单位去了。至今想来，觉得走得灰溜溜的，很没脸面。甚至有点丢脸的感觉。
转了一圈，我回到原点：一九七六年九月一日，我又戏剧般回到一年前的三大队小学。好像这一生必须在三大队小学过一年，这是老天安排，命中注定的一般。
这样，去年接替我工作的我的远房老弟陈建立，便将他的班交给了我。这个班是六年级，学生也有40多人。
三大队小学共有6个班，6名教师：4个公办教师、2个民办教师。距离公社小学约5华里。学校附近的人对我们很友好，有时我们回家没锁寝室，也不会掉东西。
大队上还给每个公办教师无偿划拨大约2分土的菜园地。这样，我们就可以种些蔬菜和玉米、红苕等粮食。聊补食物不够吃的窘境。但我不太会种地，所以多是我那2014年病逝的哥哥陈绪立代劳。我哥劳累了一辈子，却在我现在有能力报答他时逝去，真是弟欲养而兄不在！痛哉！痛哉！
记得那时的工资是34.5元，加上粮补1.5元，共有36元。由于教师是脑力劳动者，所以国家供应的粮食是主粮27斤、副食1斤，共28斤。还供应每月1.5斤青油和1.5斤猪肉。粮票、油票、肉票是城镇居民的三宝。人年青，这点粮食是吃不饱肚子的。故需用钱到悦来街上自由市场去买粮贴补。那时人吃得特多，我一个人有时煮一锑锅。二两米加水和菜，中碗也有4碗了。够我现在一天的食量了。那时的胃好大好大啊！
民办教师是本地的，没有寝室，放学后自然回家住。公办教师则有一间寝室。四个公办教师中，罗正君老师和袁先润老师常回家住。只有我和杨涌泉老师常住学校。那时一周上六天课，只周日休息。
学校有一乒乓球桌，放学后有时便打打乒乓，所以也未感到寂寞。我仍然保持着读中师时的习惯：每天早上六点准时起床，然后就开始几十分钟的跑步。冬天天不亮就起来，跑的是乡村田坎路。我从学校跑到四大队的＂九棺坟＂，然后再跑回学校。当地人说＂九棺坟＂有鬼，我也从未害怕过。不知那时的胆子怎会那么大！
一年后，我被调到临江公社小学。这时的临江小学距我读小学时的面貌有了改观，所有的教室都作了改造。原来的石板地面变成了水泥地面，教室也有窗户了。但老师的住处并没多大改观，有的还是小若鸽笼。我作为学校办经济事物的出纳，住了一间较宽的约8平米的房子。靠窗的南面是山，离山约3米距离；出门东边距厕所2米远，所以有了解溲的方便。
我的工作就是给教职工（包括民办教师的月补助）造工资表，然后到回龙区中心小学领回人民币发放给他们。那时工资低，全公社60多位教师，工资好象不过三千元。
另外就是帮学校采购办公用品，像粉笔、备课本之类的东西，拿发票到中心小学报账。还要管理教师食堂。如果遇到有老师因各种原因请假，我还得作临时代课老师。哪门缺人就代哪门。记得代过一周的初中物理课，其他的什么课，没印象了。
有时公社党委书记陈德元还会叫上我，到各大队去调查了解农村的各种情况，当然，中午不能回学校，就和陈书记一起在农民家吃饭了。
就这样混了一年。然后，我向李世伦校长请求不干出纳工作，他也同意了。安排我教初中一年级的数学。一年下来，学生也较欢迎我上课。因为我能把枯燥无味的初中代数课，讲得生动，语言也幽默。
时间到了1979年暑假，我参加了南充师范学院（现西华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函授招生考试，居然像范进一样，考中了。
然后又参加了绵阳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中文科一学期短训班招生考试，也居然考中了。于是在1979年9月，我和中江县的其他三位同学（仅中文科，其他科不在此列）王孝培、肖前明、赖富通，进入绵阳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中文科学习。
学校名称是绵阳，但校址在绵阳师专（现绵阳师院）的原地（因绵阳师专已迁往绵阳）遂宁。
学校曾经是地区行署办公处，所以，规模虽不大，但一律的苏式风格，规划建设在当时看来，在我眼中，很是气派，属洋楼之类了。楼房整齐，林荫小道，幽静而不吵闹，是很不错的让人读书的好地方。这样的环境，读书其中，那真是太舒适、太惬意了！
开设的科目与师专课程差不多，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中学语文教学法等专业课，还有非专业的公共政治课等。时间紧，课业重。我们真是如饥似渴地投入到学习之中去了。每天早上6点起床，上午4小时、下午两小时正课；晚上要自习到12点钟才休息。连周日也要有半天时间学习。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中，教古代汉语的张文苑老先生和教现代文学的朱老先生，是我最佩服的老师。张先生已年过六十，但他的记忆力惊人：他教古代汉语时，所举之例信手拈来，熟得简直像记忆之神，或者可以说他的大脑就是个书库。一个古典汉语词，解释的例句如数家珍，如盆倒水，倾泄而出。在我心中，他是学识渊博之神，而不是普通的人！
朱老先生胖胖的，大胡子，他讲的朱自清老先生的《荷塘月色》，旁征博引，引人思考，耐人回味。至今仍记忆犹新。
其他老师，讲课平淡，没给人留下太深的印象。
这半年的进修，较系统的语文知识学习，充实了我的大脑库，为我后来本科学习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也为我后来的语文教学增添了底气。
总之，我是非常珍惜这次的进修机会，没白过这半年！
正是因为有了这次进修，让我离开了临江小学。
正是这年的10月30号，我远在家中的妻子为我陈氏家门添了一男丁。而她分娩时，我不在家，在150公里外的遂宁进修。我要感谢我的妻刘同华，没有她的支持，我不可能完成进修学业；我要感谢我的岳母，没有她照顾生产的妻子，我也可能完不成进修的学业！
1980年春季开学，我被区小校长黄泽武看中，将我调至回龙区中心小学，担任初中班语文教师。和我的小学班主任余家蓉老师成了同事。
我先后担任了81和83级各两班语文教学，并担任班主任工作。这是应届班。因为教学成绩还不错，所以学校领导随后就安排我教补习班，84级和85级。那时候，社会上人们评价学校就看有没有升上中师或中专的学生。有，就是教学质量好，否则就会认为不行。
我的运气较好，所以，84级升上中专的2人，升上中师的7人。那年中师上的孝泉师范。他们为了感谢我，一起到我家里，送给我一个保温杯，至今我还保存着。我则请夫人做了一顿普通饭菜回赠他们。他们毕业后大都作了教师。有的还成了中学教师，像吴锋同学后来调到县中工作，成了我的同事。只有戴书文改行行政工作。他2012年从德阳市政法委调至罗江县，担任县委常委、县总工会主席后，还专程到中江中学来看望了我这个已退休的老头子。
85级也凑巧，升上中师的9人，上中专1人，刚好凑个整数。这些人好像都作的教师工作。
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这年我被评为德阳市优秀教师。到德阳参加了德阳市庆祝第一个教师节的庆祝活动，得到一床单的物质奖励。
1984年6月，我从南充师院中文系汉语文专业函授本科毕业。县教育局调整这批人的工作，把他们充实到县教师进修学校和高完中或单设中学。
我去县教育局时，时任县教育局副局长、我的老老乡吴兴沛表叔（很远的），建议我不到龙台中学，而到家乡所在的回龙中学。于是，我听从他的意见，到了回龙中学。后来我才知道，是回龙中学校长、我的函授大学同学常曦伯向县教育局要我，时任回龙中学教导主任、我的小学校长罗奇均老师的推荐。
于是，1985年秋季开学，我就到了回龙中学。
回龙中学安排我教一个初中补习班兼班主任。另外教初一三个班的思想政治课。两年均如此。回龙中学每天早上师生早上六点起床，洗漱过后就集体跑步。即使是寒冷的冬天也未间断过。学生学习热情高，教师非常敬业，校长常曦伯连早上跑步也要身先士卒，和大家一起跑。上下一心，自然教学效果就好。我教的86级和87级补习班升学均不错：都有7一8人升上中师或中专，升上高中的也有百分之七十多。因此得到师生好评。
回龙中学单身教师宿舍有两排长长的平房，西边有围墙，东边的是会议室。这样，就围成一个长方形四合院。因园中栽有不少葡萄，故大家称之曰葡萄园。这园里住了学校的大多数教师。每到吃饭之时，大家总是端着饭站在园里吃，热闹异常。有时课余时间也在园里打打乒乓球，冲冲壳子，开开玩笑。同事间关系融洽，其乐无穷。到现在，我也不时怀念那快乐美好而短暂的两年时光。
在1987年上学期的某一星期天，我骑着自行车到中江县城闲逛。推车走到大北街的时候，不期而遇到我的恩师昌绪老，那时他已是中江师校副校长了。他首先招呼我，问我到城里干啥。我如实回答后，他突然问我，愿不愿意到中江师校工作？问得有点突然，我不知怎样回答。他就说，没关系，你考虑好再回答。然后就分开了。
有了昌绪老的引荐，再加上担任师校总务主任的同学邓绍华的帮忙，我就比较顺利地调到了我的母校——中江师校工作。说比较顺利，是因为我作回龙中学校长的同学常曦伯不同意把我调走。昌绪老跟他说要调我走，他说要留我在回龙中学，培养我当干部。但最终还是县教育局一纸调令拍了板。下级服从上级，他也只好作罢。
1987年8月30日，我收拾了一些简单的行李，来到我的母校——中江师校。这是我原来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却梦一般实现了。这让我既高兴又惴惴不安：高兴的是，我有个展现自我的更高平台；不安的是，我行吗？能胜任工作吗？
这时候，我想起了孔子的话：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我想，害怕也没用，重要的是要好谋。只要多谋，没有做不了的事。
我住在原来的学生宿舍——一长排旧平房的一大间，有20平米的样子。那时，我的儿子已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了。因为我到师校工作，所以子女就随我到中江城就读。师校的对口小学就是大西街小学。我的儿和邓绍华同学的儿读同一年级，所以送孩子经常同路，各骑一自行车驮小孩。我有早自习或不能亲送时，就请邓同学帮忙接送。这样，麻烦他一直送了四年。
我要感谢我的这位与我最要好的同学。是他，帮忙联系我孩子上小学的事，报名那天亲自陪我找大西街小学唐校长落实；是他，为我上调师校帮忙不少；是他，为我接送小孩，我只有一个简单谢字。一直以来，我从内心感谢他的恩情。这情永志不忘！
我在中江师校工作四年，一直担任中师《文选和写作》课。教了中师86级3、4班，87级2、3班，88级1、2班。临时代了89级一段时间的课，多长不记得了。其中86级两年，87和88级各1年。均送毕业。只担任了87级3班班主任。
那时侯，昌绪老师、黄宣永老师是我读师校时的老师，他们仍战斗在教学一线。昌绪老师作副校长，还兼上一个班的《文选和写作》课。他们和罗旭光等其他老教师一起，教导我们刚到师校上课的中青年教师如何备课，如何上课，如何批改作文，如何辅导学生学习……使我们受益终身。正是他们的无私奉献，使我们能胜任教学工作，为培养中江县的小学师资尽了一份力量。
四年时间虽然短暂，但中江师校严谨的教风，老师们敢于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务实的学风浸染了我，让我由一名初中语文教师迅速成长为一名中师语文教师。我要感谢这四年中所有给过我帮助的中江师校的同仁们！
1991年1月，我以一名县政协委员身份参加一年一次的中江县政协会议。在会议休息时间，我开玩笑地和中江中学语文老师、我的南师函授同学魏明绰说：＂我到你们县中去教语文，可不可以？＂魏同学马上笑着答应说：＂可以。我跟李胤交校长说下。＂没过多久，魏同学就跟我说，李胤交校长同意了。
一次玩笑要成真。这让我思考了好多天。为什么？因为我刚到师校不久，恩师昌绪老师又是校领导，如果我去了县中，他会不会说我忘恩负义？因为是他引荐我到师校的。
但另一方面，我也确实萌生过到县中教书的想法。这想法出自一点私心：我调到普通高中，可以为我儿子将来读中学创造有利条件。因为我妻子是农民，儿子也是农村户口；而农村户口学生到县城学校读小学或初中，要比城镇户口学生每学期多交100元的高价费。当时工资低，有点如牛负重的感觉。所以，这小人之心，自然萌生了。
我要调县中，这消息不胫而走。师校的很多人，有梁仕珍校长，教导处王文襄主任（后任中江师校校长，2000年调任中江中学校长），还有些老师，甚至工人，都不理解：师校这么好的工作，每周八节正课，又不是很累，为什么调到工作很辛苦的普通中学去？但我思之再三，觉得应该趁着年龄还不太大之时，去承担更重的工作。所以，我还是一意孤行，决心去县中工作。尽管梁校长和王主任几次找我，很郑重地挽留我，可我去意已决。
还好，当我正式调入县中那学期，恩师昌绪老作为县政协副主席也调入县政协工作。这才让我舒了一口长气：不会背负忘恩之骂名也！
1991年8月，我终于下定决心，调入了我读初中时的母校——中江中学。开始了普高教师生涯。这一次，干了19年。此后再没迁徙了。到现在我都感到奇怪：临江小学、中江师校、中江中学都曾是我的母校，后来它们又都成了我执教的学校。有我这经历的，人还不多。是命耶？运耶？不知也！
我请曾在回龙读过初中、我的学生廖朋，(他的姐也是我的学生)用他自己的一辆中型货车，把我在师校的行李拉到县中。这时候已有简陋的家具：床、食品柜、小衣柜、小饭桌、几张小方凳、14吋的黑白电视机，和一个可以放下来当床用的木沙发。算是有点家当了，想当初刚到师校之时，这些都没有，何其寒碜！
到县中了，学校安排我住在上世纪20年代修建的空旧图书馆里。面积不小，几间；但泥土的地面，凹凸不平；门窗破旧，似乎关不住寒风；屋内光线很暗；晚上还有鼠辈的啮啮声，甚是害怕人。
和我作隔壁邻居的是当年从射洪县调回中江的学校炊事员欧小明。他原来有羊癫疯的毛病。有天晚上我被他发病时的叫声吓醒了。我以为他患重病，竟叫醒几个炊事员把他送到县医院。检查下来，医生说，没事，老毛病。结果第二天上午就回校了。我真是好为多事。
好在于旧图书馆只住了三个月，开学时有老师调走，住过的房子学校作了调整，我便住到稍好点的一间土墙房子里。
又过了九个月，1992年9月，学校就让我搬进现在的住房了。两室一厅，厨房、阳台、卫生间一应俱全。房的两边林木葱茏，夏天凉爽（我住一层）：砖木结构的小洋房！（在我当时，心里确实感觉如此。洋洋自得之心溢于言表。我等之人易于满足矣）。从此，我和家人就定居于此了！
那时，我初中时的许多老师还未退休，我便成了他们的同事。刚担任高中94级课程时，我初中时的班主任钟树滨老师及她的丈夫祖孝敏老师（我的初中英语老师），和我搭档教同一个班。他们的二女儿祖蓉晖恰在此班。祖蓉晖现在是德阳电视台《直播德阳》的主持人，电视台的骨干了。
刚到县中时，也会有人问我：教中师的怎会放弃轻松的担子，拣重的干呢？我就说，我想干就干嘛，人家干得，我也可以干嘛！干惯了就好了。
说实话，教普通高中确实很累。这不是我一人的感受。那升学思想压力真是压力山大。单是每周正课就有十六节，加上早晚自习，就是20多节。备课、上课、辅导、批改作业，一天要工作十几小时。特别是2000年以后，因为周边学校抢生源，我们自然不敢懈怠。上课就像钟表一样拧紧了发条，一刻也不松。一周只给学生半天休息时间，你说学生和老师累不累？累死了！
但累也得干。从1992年开始到2003年上期，我的工作就是一个班主任加两个班高中语文课。2003年下期直到退休，就只教两个班语文了。
我先后教过高中1994级、1997级、2000级、2003级、2006级、2009级和2012级。除2012级只教了高一外，其余年级均教毕业。
在这些年级的学生，升上大学的有几百人吧。2000级6班、2006级6班、2009级8班，每班60多人，差不多都考上大学了。2003级两个班升上大学的也有近80人，而这两个班只有90多名学生。据学生刘唐说，单是大学毕业后在成都工作的就有20多个。
在这些学生中，现在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有大学教授，有中学教师，有空军飞行员，有海归，有报纸主编，有机关干部，有小老板，中老板，有外交官，有律师……有较富有者，也有贫穷者，甚至还有沦为疯人者。造化造人亦弄人也！
由于师校偏重学生基本素质的培养，偏重教学能力的培养；主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语数理化音体美全面培养，所以并不强调考试。考试次数每学期只有两次：期中和期末。有时好像只有期末考试。
而普通高中重视升学，终极目标就是升大学。所以单就考试而言，密度就大得多。平时一月一考，高三毕业时几乎周周考试。考得头昏脑胀，考得天昏地暗。＂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那真是无考不成课。
考试过后，阅卷、评讲、分析试卷耗费不少时间；学校还要分年级分班分科目统计分数，算出名目繁多的比率，让人看了都脑仁痛。还要召开学生座谈会，找原因，想举措。整个高三考完，要让人脱一层皮。
无论多累，我还是坚持了下来，直到60岁退休。19年高中教学的功过是非，由历史评说。
在县中，我的教师职称由师校的语文讲师改为了中学一级教师；改职称还交了20元钱。1997年我被学校评聘为中学高级语文教师；2003年，我被德阳市教育局授予＂德阳市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称号。
在这十九年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2008年的＂5.12＂大地震。
记得那天下午两点多，因为上午上了四节课，感觉很累；我妻子到北京为儿子装修房子去了，我一人在家，没人叫我。所以虽然醒了，还是不愿意起床，就躺在床上养神。
突然，一阵似很多拖拉机开来的轰轰声传来，接着，床就不停簸动起来；先前我以为学校附近开山放炮，我仍然躺在床上。因为先前放炮时也有这种感觉。直到外面闹起来了，有人在外面大喊：＂地震了！＂我才从床上起来，一看，墙壁在左右摇动；我住一楼，在地上站不稳。我在屋内呆看了十几秒没出去。
这时，只听邻居、政教处的陈波，我们都叫他＂波娃＂，他冲我屋内大声喊道：＂陈老师，地震了！快出来！＂我朝外面一看，宿舍南面树林中，陈波只穿了条短裤站在那里；我想，他一定是没穿外衣就从二楼家里跑出去的。
我听陈波的招呼，就慢慢地手摸着墙，走出了宿舍。出门时，发现我家防盗门开着；我原来关着的，怎么会开了？哦，原来是地震震开了的！
当天下午，马上就停了课。学生愿回家的回家，不能回家的就集体在大操场呆着，晚上露宿。当天晚上，我没敢回家，和本校本语文组的人称＂邓十万＂的邓仕林先生，就到凯江河对面的一家姓李的人家，人们都叫他李会计的所开的茶馆里，借一张竹凉椅，倒一杯绿茶，点一盘蚊香，吃了点饼干，过了一晚。虽然睡得不踏实，因为余震不断，但毕竟还是休息了一晚。在他那里避震的人不少五十人，当晚都在那里过夜。
那天下午，德阳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通过电台告知公民：发生了7.8级地震，震中在阿坝州汶川县。（过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更正说是8级）
大地震那天下午，通讯中断。这里的电话打不出去，外面的电话打不进来。直到晚上10点多，我儿子才从北京打通我的电话。他问了我和其他亲人的情况。我跟他说，没事，我不怕。当时我有点困倦，就挂了电话。刚躺在凉椅上，地震又来了，虽然不大。当天晚上，余震不断，又不时下起小到中雨。
第二天，学生基本上都回了家。住校的教职员工及家属就住在学校搭建的自行车棚里。车棚较大，能住一百多人吧。大家从家里拿来被盖之类，就挨着打地铺，虽然很挤，但大家都能和睦相处。我也在车棚里占有一尺多宽睡觉之地。有许多人家还把锅灶搬来，用电饭煲之类煮饭；也有讲究点的还炒点菜吃。
我一个人，就打游击，有时竟大着胆子回家做饭。有天晚上，我不知是不是觉得，在外面睡太不舒服了，就回到家里去睡觉。睡到迷迷迷糊糊时，听到外面有叫我的声音，先是我对门热心邻居陈老母（＂老母＂，这是一个很亲切的称呼）大声喊我，后是学校工会主席何志荣大声叫我：＂伟先生！＂我才答应着起床离了家。他们批评我，说你胆子真大，不怕死啊？我只好又回到车棚睡觉。
这样晃荡了好几天。有天我问学校头儿，好久上课，他们都曰＂不知道＂。于是，5月21号，我就向学校请假，购全票坐飞机，第一次到北京去了。
谁知没耍几天，5月27号吧，学校就打电话催我回校上课。我只好买上火车票，和妻子一起，坐上6月2号北京——攀枝花的117次火车打道回府。在北京西站，上车时就晚5个小时。本该29个小时后的一天下午到达，但火车晚点，至次日凌晨3点方到绵阳。下车后，花了120元人民币打了一野的。开车的是射洪小伙子，他用了仅5O分钟时间把我们送到学校。
我在家里躺了3个多小时，到早上7点就起床了。7点50分，我就站到了高中2009级8班的临时教室。这教室是驻德阳的解放军炮兵旅搭建的，四周砌了砖，门窗是塑料的，屋顶都是薄钢板，人们叫它＂活动板房＂。地震灾区学校教室都是这样的建筑。
我站在学生面前，眼含热泪，第一句话就是相声演员冯巩的口头禅＂我想死你们了！！＂同学们也含泪相向，相见真象重生一样。
地震后的第一堂课，我没有上课文。而是以《我们在地震来临时》为题，开了一场讨论会。同学们都谈了自己在地震中的活动和体会。发言十分踊跃，下课铃声响了，他们也没停下来。直到下堂课的老师来了才结束了发言。
后来，我听说大地震那天下午，大约五点钟左右，我们学校有一姓王的年青老师从宿舍下楼来，竟然不知有过8级大地震，碰到人问了这样一句话：＂怎么学校这门安静？＂在我看来，这位仁兄乃陶渊明《桃花源记》中之一世外高人也！
纵览我的教师生涯：当过一年半的民办小学教师，一年的教育农民的＂教师＂，一年的打杂教师，九年的初中教师，四年的中师教师，十九年的高中教师。从小学到初中，到中师，再到高中；作过学生的老师，也曾是将作老师者的老师。经历不复杂，作的事有点复杂。教师的职业没变，教学的层次多变。象我这样的经历者，不会太多。
还是以下面几句作结吧：
园丁浇花四十年，苦辣酸甜都尝遍。
人言桃李满天下，我将过往等闲看。
潇洒人间走一回，风花雪月掠眼前。
来生愿作陶泽令，吟诗作赋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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