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73年9月1日，我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四川省中江师范学校学习。工农兵学员，现在的很多青年人肯定不知道它的真正涵义。这个特殊称谓，诞生于一个特殊时期。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至1970年，全国各大中小学通过考试招收学生的制度便被停止。当然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这期间也未招生。只有普通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断断续续招生。

1971年开始至1977年恢复高考期间，大中专学校大部分恢复招生。因为从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兵）中招收学生，这些学生便被全社会称作工农兵学员。这些学员不通过笔试，（不笔试，是源于一个风云人物的诞生——张铁生，这个轰动了多年的＂白卷英雄＂。

1973年，部分省份用笔试招收工农兵学员，而辽宁省也在其中。张铁生自然也在参加笔试者之中。依稀记得我也参加了当年绵阳地区组织的笔试，考场设在中江中学。由于张铁生在第一场考试试卷后面，写上名字就交了卷，这事不知怎么传到辽宁省革委的毛远新那里，又传到中央，这下便由一些政治人物炒作，掀起一股不要考试进大学中专的妖风。而且居然让全国所有在考的地方，都停了考！而且，当年张铁生还成了铁岭农学院的大学生。不过后来由于张铁生参加了＂四人帮＂的团团伙伙，虽然成了辽宁省的省级干部——省革委副主任，但＂四人帮＂倒台后，他便锒铛入狱了。后来张铁生出狱后做起了生意，由小老板到大老板。前几年的新闻报道，他好像竟成了卖饲料和搞养殖的亿万富翁了！可见张铁生确非等闲人物也！也可见他农学院没白念！）由所在工厂、农村和部队推荐，直接入校学习。

也有些学校，因为工作的需要，比如师范和艺术类专业学校，还要看看五官之类，看看有无口吃之类，这就需要面试。面试以口试方式进行。

我被公社推荐上中师，自然也要参加面试。时间大概是73牟的8月，地点在回龙区公所的一间非常简陋的办公室。前来面试的中江师校老师是我后来的恩师李昌绪老师。我刚进去，手脚不知所措。他笑容满面地招手，示意我坐下。并安慰我不要怕，不要慌。面试开始，他先叫我读了一张报纸上的一篇短文，篇名和内容是什么记不得了。然后叫我翻译一段文言文。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唐朝文学家柳宗元的一篇寓言《黔之驴》的第1段：＂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我讲了这段话的意思，李老师还比较满意。是年，我亦如愿进了中江师校。

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一：他们中有文化革命前的高中毕业生、肄业生和初中毕业生、肄业生；有文化革命中的初高中生，他们的学历高中二年毕业或初中二年毕业；还有小学毕业甚至只上了三年小学的人，被推荐上大学。这就造成了一提起工农兵学员，人们总会投以轻蔑的讥笑。被人看轻，让人瞧不起！当然，当时上大学的人中，由于知识基础太差，以致上大学上成神经病者，似乎也不在少数。因为我就亲见几人。

工农兵学员年龄差距也大：以我所在班为例，最大的是高中1966级毕业，因废除高考而失学7年的同学。这些同学已有26岁。最小的是1972年两年制毕业的初中生，当时只有18岁。我居中，也早过加冠的年龄了。

作为一个农村人，能进入中师学习，吃商品粮，以后当小学教师。这就意味着将能脱掉农民的草鞋，穿上锃亮的皮鞋，端上铁饭碗，拿着国家的固定工资，过上旱涝保收的日子了。

1973年，我已是23岁的成熟男人了。我的一些小学和初中同学，以及同龄人中，当父作母的不在少数了。我的未婚让我有了继续读书的机遇。这机遇也曾让人羡慕过。

1973年，那仍是一个人们物质生活都不好过，且温饱尚处于低级又低级的年代。我背着不知几代人用过的旧被盖，里面塞上几件旧衣裤，脚穿一双旧布鞋，只身来到改变我一生命运的中江师校。

中江师校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1956年秋季招第一届。这一届面向整个前绵阳专区18个县，所以班次最多，学生最多，毕业后当干部的最多。当干部级别最高的做到德阳市政协主席。这＂三最＂成了这所学校最为辉煌的历史。以至当时和以后的长期日子，中江人都把中江师校叫作＂中江的黄埔军校＂。意即培养干部的学校。

我们的教室是正对操场的三层楼房。全校就一幢教学楼，那时只有两个年级：73级和我们75级。73级6个班，75级3个班，我便是第3班的学生。73级的同学比招生计划晚入校半年，但学完了两年时间，所以毕业时间延迟了半年。可按当时规定，他们刚出校就领到了半年的工资。不劳而获，这让学弟们煞是羡慕嫉妒了好一阵子。当然73级是运气好吧，他们当中后来弃教从政者多，也有官至地厅级的。

我们的寝室先是学兄们住过的旧平房，（当时好像没有新房！）后来73级走了，我们又住进他们曾经的教室。平房8人一间，教室一班两间。男女各一间。床仍然是上下铺的双人住的木床。与我初中时不同的是师校提供了铺床的床巴箦和稻草。这也足见待遇不同之一斑。

中师生与初中生待遇有很多不同：有了每月12元人民币的伙食费。这伙食费寒暑假发给个人，行课期间由学校管理；贫困学子还有每月（假期除外）3元或两元不等的助学金，用于购买必需的日用品；我的家庭经济被评为二等贫困，故得2元助学金。还有国家供应的每月32斤的粮食。粮食由学校买回后，大米分给学生，由学生自行保管。记得我们同班同寝室的几个要好的同学，邓绍华和向定建，都把米放在我的木箱里，有时蒸饭就一个人代劳。蒸饭自备饭盅，米多少由自己作主。而玉米面则由学校食堂保管，煮成熟食分配给学生。有时做成窝窝头，有时掺入红苕之类杂粮煮成糊。

由于中江师校当时还有二十多亩土地，所以我们每周都要参加生产劳动。主要种菜，也种一些粮食和饲料。因为学校食堂还喂有十几头猪。这样，我们的生活便过得较好，吃得饱饭了；学校还可以自宰肥猪，我们每周还能吃上几次肉。这样的日子当时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假期发粮票和生活费，我们也有一点零花钱了。所以星期天进城（那时师校还在县城的郊区，中间有不少的粮田），如肚皮饿了，还可以花5分钱、2两粮票买个锅魁（面饼子）吃吃，聊以充饥吧。

我们开设的课程也算不少:有政治、中师语文、数学、化学、物理、生物以及心理学、教育学之类师范专业课。还有中师非常重视的音、体、美课。所有课程，只用两年时间（其间还有两周见习，一个月实习）完成。高中毕业的同学知识基础较好，学得轻松；初中毕业的学得勉强过得去；而有几个小学毕业的，学起来就吃力了。但不管哪种情况，最终都毕业分配了工作。这就是计划经济的好处（也可能是坏处）。

我们的班主任是谢国泰老师，他是师院毕业生，兼教数学课。我由于未上过高中，他讲的微积分，我就有云里雾里的感觉。他做事有魄力，班务工作放手让学生干部做。我作班团支部副书记兼校团委宣传部长，也从中学到一些能力。

教语文先后有两位先生：黄宣永老师和李昌绪老师。先是黄老师教我们语文基础知识课。黄老是老资格的西师毕业生，读大学前就已是中师毕业的小学教师。他是蓬溪人。1957年，他是带着右派的帽子来到中江师校的。他的语文功底深厚，能说会写。他的许多论文都有发表。尤其是他的语音、语法和逻辑知识，应是中江全县的翘楚。他的字写得工整，一笔一划清清楚楚，就是笔划一翘一拱，有点刻意为之的意味。他是中江教育界的王牌语文教师之一。

李老是我的座师，因为面试老师就是他。他也是我的恩师，我后来调到母校中江师校工作，就主要得力于他的努力。李老是中江语文教学界三个王牌老师（还有中江师校的罗旭光老师）中的头牌。

他的课堂教学几近完美：语言干净利落，语速适度，声音有天然的甜美；教学重点突出。他的粉笔字漂亮，赵体毛笔字更漂亮。他的板书可谓一绝：课讲完，板书便变成一幅漂亮的美术作品，观看就是一种美的享受。至今回味起来，还犹如五粮陈酿，口有余香。时间安排精确极了：每节课刚讲完，下课钟声随即响起，不多不少，恰到好处。他上的课，大都如此令人记忆如醇。

李老还曾是中江民盟总支的负责人。担任过民盟德阳市委副主委。他后来由中江师校副校长任上调进中江县政协，任专职副主席，至65岁始退休，比普通男子多工作了5年。

教地理的叶逢治老师是绵竹人，于64年分到中江师校，他亦为西师毕业生，算年青教师。叶老师讲课生动幽默，冷段子多。他尤擅挖苦人。他挖苦李德老师＂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见后面记述可知其挖苦）他主要挖苦学习差的人。他还说我们中江有三多：人多、红苕多、厕所多。＂厕所星罗棋步＂。尽管他性格张扬，但据我观察，叶老师有惧内的倾向。因为有时师生们正谈得闹热时，他的内人瞧他一眼，他就立马回家了。他的内人刘老师是他的女弟子。他俩算是师生恋。叶老师也是2班的班主任。他总是偏袒2班。

教教育学的是昌绪老师的兄长茂绪老师。他讲的内容好像主要是＂教育革命＂。他和叶老师、罗旭光老师被师生们称作＂铁嘴＂。可见其口才之厉害。

张笃生主任教过历史，他是地下党员，川大历史系毕业。文革前是中江师校的校长。他上课如茶壶里煮汤圆，有点倒不出的意味。他讲课有点啰嗦，学生不听他讲课，他亦不多加干涉。但有时也会急得脸红脖子粗，急得说不出话。有点像孔乙己先生的窘态。

杨伯钧老师讲近代史。他原是大学讲师，本该崇拜；无奈，其讲课实在不敢恭维。因为学生的鼾声比他的讲课声还要大，他也视而不见，依然不停地讲下去。真是＂我讲我的，你睡你的＂。

教音乐的伍国栋老师，盐亭人，也是西师毕业的，音乐专科。他的爱人张珍曾是我初中时的音乐老师。伍老师二胡拉得极好，我師从他学习二胡。无奈师高我这弟子不强，虽然和李星泽、彭新等人参加过体育馆的二胡合奏，但自觉水平太低——因为有台下掌声太稀少可以为证。伍老师后来考上中国广播乐团二胡专业研究生，赴北京去了。听人说现在有点名气的乐评人和主持人伍洲彤，就是他的儿子伍彤（小时之名）。我们读书时便常见小伍彤学拉二胡。

教政治的有钟配武老师和卿幼才主任。他们照本宣科者多，好像没有自己的见解。空洞、枯燥无味。

中江师校丑得有名（其人矮、小、麻、癞、瞟）的李德老师（叶逢治老师经常嘲讽者）曾给我们上过几节语文课。课虽少，可他却给我留下不浅的印象。记得他上毛泽东老人家的《反对党八股》一文时，文章里有＂乌鸦哇哇叫＂，有个学生，大概是爱取笑的笑脸，担任校学生会主席的刘书彬吧，叫李德老师学乌鸦叫，他就真的＂哇！哇！哇！＂地叫起来，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至今想起来，他那天真的面孔，让人觉得像小丑般有趣。不过，在我心中，他是一个态度温和，对学生亲切有加的老师。(他还是高中就入党的共产党员。川师毕业时分配在绵阳地区文教局工作。后因照顾家人才弃政从教的。)所以，今天看来，当时他也许是为了活跃课堂气氛而故意为之，也未可知。（李德老师：请恕学生的不恭）

曹明义老师教体育，跟学生很随意；舒云程老师教美术，对学生不温不火，总是笑脒脒的，慈祥有加。

还有只知其姓不知其名的游大爷，他是学校农场工人，为人很好，就是火爆性子。大大的嗓门，他的声音两里远外都能听到。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他的一个在中江师校工作的儿子被北山公社的一个坏人杀害，曾轰动一时。

如今，昌绪老已为八旬有五之老翁，但身体健朗，头脑十分清醒，语言音调中气足，麻将成了他的爱好。是百岁老人的候选人。黄老罗老伍老师等均健在。学生愿他们永远健康快乐！张笃生、杨伯钧、叶逢治、李茂绪老师已仙逝，学生祝他们早登极乐世界。

大约在1974年的4月，我们参加了一次校外见习活动。时间是两周，那时一周上六天课，只休息一天。地点在辑庆中心小学。学校不在辑庆正街，而是在离正街约一公里的因为姓冷者居多而命名的冷家场。我们白天在小学见习，也就是随堂听小学老师的课；晚上则要回到正街住宿。住的是一个演戏用的戏台。

见习以听课为主要任务。见习快结束时，则安排了几个同学上汇报课。我也在被安排之中。我是在一个姓陈的老师班上上的一堂语文课。当时是小学几年级，上的什么课，现在都不清楚了，只隐约记得是一篇毛泽东主席的文章。上完后还开了讨论会，对我上课作了评价。原任老师评价不错。我自己并不满意，也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心里清楚。作为教了一辈子书的我，到现在也还是总认为教学是一门永远遗憾的艺术。

1975年上期刚开学，学校就安排了我们为期一个月的实习活动。地点在永太公社小学和各大队小学。那不是一个单纯的实习，除了教学实习，还有一项配合党的中心任务的所谓路线教育活动。记得路线教育活动在永太公社的总领导是时任县文教局副局长的张彦。听说这张彦喜欢下象棋，而且非得下赢对手才肯罢休。知道他脾气的便总会在关键时刻故意输给他。

我和班上的十几个同学一个组，被分配到永太公社五大队小学实习，并配合驻五大队的工作组参加路线教育。我们男生住在一个生产队的粮食保管室的空屋里。自己带被盖，用几根长木棒并排在一起，放在两头的土砖上，木棒上铺上稻草，放上被盖便是睡觉之地了。

吃饭是轮流到农民家吃，人家煮什么，你就吃什么。要交给农民一天一斤粮票和四角钱伙食费。那时的中国农民仍在温饱线下挣扎，日子过得很苦。但我看得出，他们在我们轮到他们家吃饭时，总是尽其所有，拿出家中最好的东西招待我们。中国农民的淳朴好客应当是世界一流的水平。至今，我在心里也不会忘记他们！

那正是春寒料峭之时，感觉天气非常寒冷。因为离住地不远的堰塘里还结着不厚的冰。但我们那时人年轻，火气旺，所以不怕冷。我天天早上一起床，就拿着毛巾到结有薄冰的堰塘洗脸。这冷水洗脸的习惯一直坚持到现在。这个习惯让我很少感冒，诸君不妨一试。

我所到的大队学校不仅有小学班，还有一个初中班，我就到这初中班实习。前期主要是见习听课，最后一周则是真正的实习——上课。我上语文课。好像上了两篇课文，有篇是毛泽东著作的一篇文章中的一大段节选，另一篇是什么，不记得了。我们的师校指导老师是昌绪老师，五大队小学是出生于中江万福、毕业于遂宁师范的何端老师。为何把何老师记得这么清楚？除了他是我的指导老师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何老师夫妇对我们实习的学生非常热情。何师母也姓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她还非常热心地为我们牵红线，给我介绍了两个姑娘（她可能不知师范在校生不准谈恋爱的规定）。虽然我一再谢绝她的好心肠，她仍不厌其烦地介绍。

说起恋爱的话题，我又不禁想起一些往事：当时学校规定不许谈恋爱，大家都知道。可还是规定不了那颗青春萌动的心。有些人就谈起了地下恋爱。但学生谈恋爱成功的几率很低，据我后来所知，我们班最终走上婚姻殿堂的也只有三对。这三对中，有一对走到中年就散伙了；可见自由学生恋爰，也难做到天长地久，海枯石烂。

我亦经历过一场无果而终的恋爱。那是一个蒙胧的恋爱，至今回忆起来，也还会脸红心跳，感觉幸福快乐。以我当时的条件，既不高，也不富，更不帅，是无资格谈的。但竟然也演了一场戏。我们只是见面时都心跳加快，我见她，在我心中，她就像一朵鲜艳的荷花，脸上白里透红，美极了！她见我总是报以甜甜的微笑。这样的心理享受就是愉悦。虽然，最后没有结果，但我觉得，鲜艳的花朵胜过硕果。因为它作为一幅画，画面美丽就足以让人忘怀呀！也许有了结果反而不美了。就让这幸福的记忆永驻心中吧。

至于路线教育活动，似乎只跟大队工作组的人去了几次。给农民读读报低，或者去搜查农民搞家庭副业编的竹扇、斗笠之类的东西。说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现在想起来，当时都干了些什么荒唐之事啊！愚昧之极也！

人生长河等闲看，

转眼白发面苍髯。

青山从来无常主，

流水自古有新欢。

平生只需有闲情，

惯随白云翔蓝天。

酸甜苦辣皆尝遍，

摒抛忧思度晚年。

聊以此作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