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我的初中生活，那上学的第一幕就会非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前面走着个瘦弱身子的少年，他肩挎着一个很旧的书包，书包里装着一些小学旧课本及必需的文具。后面是一个左脚高、右脚低，走路一瘸一拐（听说小时得过小儿麻痹症之类的病）的年近四十的中年男子。他肩膀的一边挑着我的生活用具——一口旧的小木箱，里面有一点少得可怜的衣物；另一边是装有粮食的布口袋，里面装着我一月的口粮：十五斤大米和一点杂粮。（第一学期自带口粮；第二学期开始由家里把学生个人基本口粮卖到当地粮站，再由粮站增加到每月三十二斤，转给学校统一购买后，分发给学生。）那少年便是在下陈伟立，那中年便是我叫他满满（我不知那真正的满该如何写，姑以此满代之）——我的幺叔陈艾先。

说起我的满满，在我的心中，那是一个比我父亲还要关心我的人。他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比我父亲还要令人悲哀。他们的父母在一个孩子十三岁，一个九岁时便弃其而去。我的父亲便投奔他的在中江县城的舅舅家；舅舅舅妈总是看在姐姐份上，比较疼外侄，况且又在县城，兼之家庭较为富有，因而生活过得不错。而满满就寄养在他的大伯父、我的大公公家。大公公和大婆婆共生育四个女儿，没有男丁，按说应该很疼爱侄儿。可事情不像人们的预想那样，他们对我父亲兄弟俩很为刻薄，可以说简直不近人情。有一件事使兄弟俩刻骨铭心：在父亲未进县城舅公家前的一天下午，兄弟俩饿得实在忍不住了，就到大公公家红苕窖里捡了一撮箕红苕。大公公发现了，他就大声吆喝：不准拿去吃！我父亲就跑，他就在后面追，追到隔壁，一个人称袍哥舵把子的陈大爷（按辈份我亦应叫他公公）怒斥：撵贼不过百步，你对你侄儿就那么狠心吗？这个时候，才停下来。好像这事被城里的舅公舅婆知道了，才把我父亲接进县城。（我是流着泪写完这真实的故事的）那我满满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不知怎么活下去，长成人的！

我的满满从小疾病缠身，到我父亲成人回乡后，生活稍好一点。我父亲还花不少钱（做生意赚到的）给他娶了一个身体健康、而家境贫穷的女子为妻，她就是我的幺姆。(你看现在，健康的人还有娶不到老婆的，何况残疾人！)两弟兄一大家，十几口人，直到一九六七年，才分为两家。

我的幺姆是一个很贤惠的的人。她丝毫不嫌弃她的残疾丈夫。那时我们一大家先后发展到最高峰的15人（我父母膝下三子二女，我叔婶膝下二子四女，加上我的盲瘸而未嫁的堂二姑，就是大公公的二女）。1957年，我的母亲病逝后，这大家子的洗浆补连，以及凡属于成年妇女干的活，都是我幺姆做。她还要做集体的劳动。她的辛苦非常人所能知道。她是抚养我们兄妹成人的大恩人！我们铭记终生！

可天不假寿于他们。在我们现在有能力报答时，他们都先后离我们而去。这真如古人所言：＂子欲养而亲不在＂。悲乎！痛乎！悲痛彻于心扉乎！

从我们家到中江中学，有三条路。总里程都是二十华里以上。走得最多的一条，是从观音岩，经石滚坝，过熊家渡后，顺凯江河边逆行而西，涉东河（御马河）上岸，穿过县农场走两百米就到。我们第一次就走的此道。其余两条，只是过河路段不同而已：一经观音岩渡口，一经回龙渡口。因为这两条较远，故少走。

那时河上无桥。枯水时便用一条大船，加上一些木板，人们从上面摇摇晃晃地走过；洪水时，便由艄公撑着大船，在惊涛骇浪中渡过。那场景，在今天想来，还有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壮意味。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凯江水面较宽，河道较深，是运输货物的黄金水道。记得我一本家堂哥全立，子承父业，为县航管站经营一条货船。上游可达罗江、安县（安县沙汀先生的故乡是安昌江，乃凯江之源），下达三台，入涪江。我父亲曾作过船上的纤夫。

现在的凯江已无昔日黄金水道的风光矣！

我们临江小学考入中江中学的15名学生，只有13人入学。那两个未能入学的同学，一姓蒋，一姓邱，小学成绩比我好，且和我同村。他们家在山沟，名袁家沟。为筹措两块钱的学费和生活费，未能按学校规定时间报到注册。因为晚到一天，他们的入学资格便被预备生顶替了。（这是按当时的学籍管理规定，招生就有几个预备生。要是正取生无人缺报，预备生也只能望校兴叹，上不了学。这个规定，现在已无。）无奈，他们俩只能打道回府。这就是贫穷种的果啊！它让多少学子失去了深造的机会！？

中江中学初中六七级共三个班，我被编在一班，学号是初67110号。班主任是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后改为大学）的钟树滨老师，她教植物课。教英语的是钟老师的丈夫——祖孝敏老师，他也是西师毕业，比钟老师晚一年分到中江中学，应是钟老师的师弟了。他的一个姓徐的大学同学九十年代曾任四川副省长。语文老师先是张金铸，后来有江秀玉（其夫时任中江县长）、何志定（其夫为张谷贻，后为副校长）、石岗（后调往永兴中学）等人。其间，胡炳文老师也曾给我们上过一周课。教代数的是和当时一个著名英雄同名的王杰老师，他还教一个高中班的课。祖老师也还教一个高中班。还有一个教珠算的罗绎先老师，他是数学一级教师。这在当时是教师职级最高的。他让我爱上了珠算这门实用技术。

在这些老师中，我最喜欢王老师的代数课。他循循善诱，让我们在枯燥的数字游戏中感受到了无穷的乐趣。他的作业批改极详细，哪怕是一个乘方号也不容错过。

钟老师先教植物课，后上动物课。她叫我们去田间捉青蛙解剖。她也常常在早自习时代替祖老师抽查我们的单词背诵情况。

那时学生以学为主，还要学工学农。我们似乎只学了农。一周有两节劳动课。这时钟老师便带我们到学校分给我们的菜地干活。偶尔也会到校外劳动。我们参加了南渡口修建红卫大桥挖地基的劳动，参加了南山公社抢栽红苕的劳动，参加了西山鸡矢树学农基地的劳动。学习之余的体力劳动，今天回忆起来，也还很有乐趣的。

那时的生活很是简单朴素。一天三顿吃的都是用瓦盅蒸（家庭经济好点的也用搪瓷盅）的杂饭。农村学生的材料是一点米，一点红苕或牛皮菜，没米时，便用小麦粒。城市学生主要是大米。偶尔也有和农村同学换一点杂粮的。学校食堂一口用混凝土做成的大甑子，要供一千多学生蒸饭。学生吃上顿饭，倒出熟食后，就要把下顿饭料装入饭盅内，放到班上的饭筐内。再由轮值学生将饭筐抬到食堂，然后由工人师傅放入甑子蒸。如果动作慢了，还有蒸不上饭的危险；或者竟然忘了此一大事，那就有让肚皮唱空城计的好戏上演。

记得初中两年里，我们的生活费是每月三元六毛钱。虽然水准低，钱很少（多了就只能躬耕南阳去矣）。但我们每天还能吃上两餐新鲜菜，只是早餐是咸菜。每周还能吃上两次带肉的菜，算是打牙祭了。这是因为，吃的蔬菜都是自己种的，不用花钱。另外那时学生少，对生活要求也不高。有吃就行，岂敢奢望！

我们的教室是建校的1927年修的。空间较大较高，夏日凉爽，冬天也不冷。这是土墙的好处。寝室也是教室一样的旧房子。一间就可住三十多人。床是上下铺，木头做的。报完名进入寝室，床头便写好了学生名字，不用自选床位。这足见老师做事的精细。床上放上自己带来的竹箦，再铺上自己带来的稻草，草上放上一领竹席或草席，席上放一薄而旧的被子，再挂上蚊帐，便是安寝的三尺领地了。无论天再冷，睡的都是这凉席！那时人年轻，火气旺，似乎冷过一阵就软和了。

我们的衣裤大都是旧的，不是黑色，就是蓝色。冬天就是旧棉袄加两条旧单裤。衣裤上补疤处处可见。那时，似乎新衣与我等无缘。为何都是旧的？因为无钱置办新衣，穿父母或兄姐的。记得一次搞清洁，端水时挣破了裤子，我屁股露了出来而不知，被班上同学很是取笑了几天！

读初中的一天，大概是吃饭的时候。偶尔路过老师食堂，看见菜品比学生丰富，且能坐着就餐。竟然萌生了当老师、而且就在县中当老师的奇怪而非份的想法。这想法也竟然在公元1991年的秋季开学时实现了！这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安排？不得而知乎？

1966年9月，入学一个月后，就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了。正式结束了正常的课程学习。全国的大中学生都卷入那场波涛汹涌的恶潮之中。革命的第一课，就是大串联。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的一天，我和班上十几个男女同学，全都叫红卫兵。手臂上带个印有“红卫兵”字样的红布袖套，背着简单的行李——主要是一床被盖，踏上到重庆串联的征程。去时全程步行：从中江中学出发，经三台、射洪、遂宁、潼南、铜梁、璧山县，过青木关后到达南岸区的一所小学红卫兵接待站，便住了下来。接待站管免费吃住：吃的是米饭加白菜，住的是小学教室。那时的小学也都停课了，因为老师也文化革命了。从中江到重庆，基本上一天走一个县，整整走了七天。其后，便去参观了白公馆、渣滓洞，看了朝天门码头。那时的南岸破破旧旧，没给我留下什么美好印象。只有过长江坐轮渡时的乘风破浪，上下坡的叫做缆车的山城重庆特有的公交车，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

到重庆没多几天，接待站便通知我们回校闹革命。接待站发给我们每人一张免费的回成都的火车票。我们就坐了慢得像汽车的火车，经近二十小时的颠簸，到达了成都。成都至中江，走路还是坐汽车，现在都不清楚了。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革了一回命。

回学校后，好像又来了什么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三支队伍领导我们，继续文化革命。工宣队、贫宣队好像无所作为，贫宣队就只给我们作了两场忆苦思甜报告，工宣队作了什么，现在不知道了，没什么印象。倒是军宣队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兵哥哥教我们唱走了调的革命歌，教我们跳像鸡啄米似的“忠”字舞，至今想起来，还会忍俊不禁，偷偷地乐个不休！心想，这算哪门子革命。倒有点跳梁小丑的味道。

大概是一九六八年末，毛主席他老人家又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吃商品粮的同学便有资格叫“下乡”，我等吃农村粮的便只能叫“回乡"。这“下”与“回"，虽只一字之差，但往后这两种人的境遇差别可就大了去了！

就这样结束了我的初中生活，只上了两年正儿八经知识课的初中生活！再见了，我的初中生活！再见了，我的黯淡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