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是天才的进身之阶；信徒的洗礼之水；弱者的无底深渊。

-----巴尔扎克  

沱江涌入长江的怀抱，携手奔腾，告别江阳区的管驿嘴，向东流去。在离市区5公里的左岸，有一座叫罗汉场的古镇。那棵古老倔强的榕树像铁打的卫兵守卫在场口的码头一则，足以显示它的“古”。数百年来，无论人世有几多变迁，它依旧根深叶茂，见证了罗汉场的历史，也见证了我们三年的艰难的寄宿生活。

我在罗汉场求学的三年，那是一段梦魇之旅，也是一场人生必经的励志之路。当年，小小的生命，一只只离巢的雏鸟，承载了难以想象的苦难，祸兮福兮，回首旧的履痕，那罗汉场啊，留下了几多叹息？几多甜蜜？世人在历经磨难后常常自言自语念诵：“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是阿Q自我宽慰？还是炫耀奥秘的哲学？不过，我还是深信巴尔扎克之言：逆境，是信徒的洗礼之水！

是不幸？还是有幸？                      

泸州三中，民国时期叫树风中学，后来收编为国立中学。1961年，经过升学考试，我被三中录取了，从此，认识了罗汉场，少年时代的叹息与甜蜜留在了罗汉场。

当代史学家界定：三年自然灾害是从1958---1961年，那么1961年就是灾荒收官之年了。就在收官之年，我们跨入初中校园。又是寄宿生的我们，荒年恰恰开始。前两年的灾荒，大家都在父母的呵护下，再苦也有庇护的爱巢。正如冰心的小诗：“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在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躲在母亲的怀里。”我们，户口被下了，粮食关系也下了，揣着户籍迁移证和粮食关系证明，沿着长江，踩着鹅卵石，十个脚趾头夹着河沙，背着简单的行囊，浩浩荡荡向罗汉场走去。

到了场口，还需爬上一级级石梯，才算抵达学校。接待我们的不是班主任，而是膳食科的刘思贵老师。为什么，管后勤的刘老师成了接待新生的主角呢？那个时代，管吃，比什么都重要啊！担任此项要职的人，是要经过精挑细选的。刘思贵，个子高挑，白皙的面颊露出高高颧骨。说起话来带有雄性尾音，走起路来，把风也要扇动。嘿嘿，她的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足以挑战很多女人，更不让须眉。用现在流行语“女汉子”，贴在刘老师脸上，是恰到好处的。全校的学生膳食、住宿由她一人统领着，那是当之无愧的。学生、老师在她的面前都显得规规矩矩，有了她，学校的后勤井然有序，任课老师可以专注自己的教学了。

学校每周上六天课，留下一天是“勤工俭学”。勤工俭学，是那个时代的教育方针。一方面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另一方面减轻国家的困难。学生被洗脑过，家长也理解。

对于仅仅过了十三岁的孩子，初次离家的少年，要去经受那样的“勤工俭学”，或因交不起学费被编入“临时桌席”受到羞辱，那样的另类寄宿生活，应该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开先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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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年  挑  夫                                      

罗汉场坐落在长江边上，那是一个曾经繁荣的水码头。石梯从场口一直伸入河边，大约有180梯以上吧，而学校位置还在场镇的后山，一条不规则的小路通入学校食堂的后门。那个时代，还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打井树立起高塔蓄水的装置。全校一千多师生的用水、饮水哪里来？那就是由每个班的“挑夫”全部承担。每到勤工俭学日，挑夫们就挑着大大小小的水桶，像一条长龙伸向河边，然后一担一担挑回学校，一直到几口大石缸满满的为止。挑夫，都是男生，我自然是被选中了的。64级6班的男生都是挑水的好汉，我们从长江盛满一桶桶水，一个个颤巍巍的伸直腰杆，吐着粗气，抓紧十个脚趾，亦步亦趋地登攀石梯。走一程，歇一会。1000米的路程，要用1个小时的功夫。稚嫩的双腿，稚嫩的肩头，几十斤的重担，尝试了“肩负重任”是啥滋味！

炎热的夏天，挑夫们走走停停，挥汗如雨，像挑着两座大山，从江畔慢悠悠地爬上山顶，一直要从值班同学手中拿到木牌，才算完成了规定数量的一部分；倘若到了数九寒天，被调侃为“赤脚大仙”的挑夫们倒觉得轻松了一点，原因是没有骄阳的烘烤，本来衣衫单薄的学生，在重体力劳动下，肩上闪游悠悠的担子似乎减轻了一些。爱掉泪的学生，也坚强起来，学校的思想工作是强大的动力，刘思贵的严厉更是一种无形的鞭策。

猪  草  妹  子

灾荒年间，人与牲畜都在争抢食物。学校有个饲养场，那一头头猪仔枯瘦如柴，整天啼叫不停。学生食堂里只有霉烂的红苕和被虫子啃伤了的牛皮菜，大量的饲料就靠学生勤工俭学。女孩子们背着背篼，做一个”猪草妹“，外出打猪草缓减猪仔们的饥荒。

好几个地方戏都演出《打猪草》，在五光十色的戏剧舞台上，《打猪草》是一出轻松浪漫的劳动爱情戏。《打猪草》，在湖南花鼓戏、云南花灯戏以及四川曲剧都是传统剧目，脍炙人口。但是，那毕竟是娱乐。对于灾荒年间让十几岁的小姑娘背着背篼到人民公社的菜园，到荒凉的山坡采集猪草，那实在是一桩既有风险又无人道的办法。不过，学校也无奈了，只能“医得眼前疮”，管不得“心头肉”了。

我常常见到泪水涟涟的女生从校门外回来。她们的背篼，或者被农民踩扁；她们的手，或者被镰刀割伤滴着鲜血；她们或者因为完不成任务抱成一团哭泣不止。这些司空见惯的场景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里。唐荣珍是一位感情丰富的姑娘，当时她打猪草被农民抓了个正着，背篼被丢进堰塘，衣服也被撕破，回学校哭了整整一夜！

打猪草其实是在“偷”，在人们为“吃”保命的岁月，连一株野草都姓“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谁敢去拔一棵草？也算是“偷”。凡是三中的背着背篼的女孩走到那里，那里就有无数双无神的眼睛盯着，能够满载而归的女生，那是多么精明！多么的幸运！

“猪草妹”-----我遥远的一群女同学。当年，她们是一失去了尊严，小小年纪，在野地里受辱，猪仔也没因此肥壮起来。如此的锻炼，她们的父母是多么痛心啊！但又有什么办法？

洗  脚   门                                            

男人，是要经受千锤百炼才能成器的，然而年幼的“洗脚门”是不是过头了一点？

我们的教室对面是荷塘，荷塘碧波粼粼，风儿吹过，荷香四溢。每逢夏季荷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池畔的石桌子前看书，或者争论数学难题，或者三三两两绕着荷塘悠闲散步。这，应该是那三年仅有的美好时光吧。就是这个荷塘，也留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回忆。

那个时代，多数学生都没有鞋穿，一群发育不良的孩子组成了一支“赤脚大仙”队伍，彼此没有嘲笑，更没用攀比。只是冬天到来不少被冻疮苦缠的孩子让人见了无限感慨，这上苍为什么会不放过这些穷孩子？

我们的学生寝室，是一个被废弃了的民国遗留下来的大杂院，木结构，一楼一底。楼上有点像寺庙的厢房，学生自带草垫子，铺在地板上，一个紧挨一个，只留中间过道。一间屋子可以住下一个班的男生，男生不足20人的，其他班的学生来凑数。冬天，只能合铺，因为同学们的被褥都单薄、破败，有的学生仅有再生破絮一张，连包单也没有。

睡，不是最烦心的事情。少年单纯，火气大。无论是在没有凉风、蚊虫猖獗、老鼠奔窜的夏夜，还是在寒风刺骨、冷气袭人的冬夜，同学们依旧睡得甜，睡得香。而最揪心的是晚自习之后去荷塘洗脚。

荷塘有几个缺口可以供学生洗脚。一旦到了熄灯前，那几个缺口围满了洗脚的学生。体力弱的学生挤不进去，有的被挤下池塘成了落汤鸡。冬夜，冷水刺骨，红肿的脚伸进水里，仿佛受刑一般。小男生们咬紧牙关，忍住疼痛，那十分美丽的荷塘真的变着了邪魔，小男生们开始了抗争。

洗毕，就是一场战争的结束。然后回到寝室，下一个同学接着用前一个同学的木屐（塑料拖鞋那时还未曾诞生），急急忙忙奔向荷塘，继续那场“战争”。到熄灯的时候，那个荷塘才算安静下来。

“红苕盛宴”与“临时桌席”                                      

在三中的三年，“红苕盛宴”与“临时桌席”，是令人回味无穷的。

国家困难，计划用粮。承蒙政府对中学生的特别关怀，每月是32斤粮食，按比例配搭粗粮。这粗粮就是红苕，不知道刘老师是怎么搭配的，似乎每天都是“红苕盛宴”，我们的怀疑无济于事。几乎一日三餐，都是用箩筐去食堂抬红苕，每桌都有席长，席长指挥如何分配到人头。差不多都是使用的这种碰运气的方法------让一个同学背向餐桌，由席长任意指点一堆红苕，然后让背向餐桌的同学转过身来再由他依次领取。是烂苕，还是好苕，全凭运气。不过，我是第一个挑剔食物的人，不喜欢红苕，管它烂的，还是好的。我把它包装好，晚自习后披星戴月回家，次日又披星戴月回到学校，赶在早操之前。带回家的红苕，父母甚是喜欢，父母是不挑食的。他们将米饭留给我，一家人就这样患难与共，共度灾荒年。

“ 临时桌席”应该归属于刘思贵老师发明的专利，多少年后回想起那一幕还心有余悸。

所谓“临时桌席”，是指交不清伙食费的学生统一编在一起，划分了界限，一般要等正式桌席的学生吃完后，才考虑“临时桌席”的就餐问题。临时桌席同学站在食堂外面，听刘老师训话。刘老师发出使命：“今晚回家，不交清伙食费，临时桌席也要取缔 ”！话语落地有声，被训斥的学生噙着泪水，低着头无言以答。

张涛老师是我的恩师，他对我特别器重。他亲笔为我写申请助学金，他在我最尴尬窘迫的时刻伸出援手。助学金很快批下来了，我离开了“临时桌席”，结束了被羞辱的窘况。谢谢你啊，亲爱的老师！

张涛老师出身贫寒，他在西师求学的时候，得到了他的同学，后来成了他妻子的刘老师的帮助，才得以顺利完成学业。他深知穷学生之苦，因此他做了教师之后，那美好的一颗善心更加光彩照人。张老师离去了，我怀念罗汉场的岁月，更加思念我的恩师-----张涛！

洗  礼  之  后                                

时光荏苒，如今也是2014年了。经过六十年前整整三年的洗礼，一个个少男少女全都进入银发世界。丑陋的，我们丢弃了，美丽的，我们收藏在心灵深处。每当夜阑人静，我们会悠然自得地去搜索昔日的美丽。

一起来自太平街小学的同窗有譙兆恒、王崇刚等，我们在一起经受了那三年的洗礼之后，兆恒又是我在化专的同窗。我们同窗共读十三年，作为同事又是几十年。如此的美好纯真的情谊，是我们当年一道做挑夫，一起下冰河般荷塘洗脚，排队进入食堂享受“红苕盛宴”------点点滴滴积累起来的。

曾祖民，一个聪明的、非“红五类”子女。在三年的同窗里，我常常听他分析数学难题，也读过他写的文章，到他母亲工作的餐厅里吃过“牛皮菜”便餐。他的母亲是罗汉场最美的女人，国营餐厅的收银员。曾妈妈看见我们进入她的餐厅，总是笑盈盈的，像看顾自己的孩子。

64级6班的学生中吃苦最多的当数祖民，成绩一流，却没有继续上学的资格。成分“不好”，为什么要把账算到他的头上？于是，16岁就被强制性“上山下乡”了，孤零零地去了遥远的宁南。在异乡的继续被洗礼，他寄来的书信，悲情掩饰着的。返城后，做了小木匠，与他的梦想谬以千里呀。后来，遇到了好时代，如虎添了双翼，沉默的青年腾空而起，从小木匠到高级建筑工程师，从普通工匠到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他那美丽的母亲在天之灵该是多么欣慰！

荣荣，在三中的运动场上认识他的。他是64级2班的学生，见他穿一条用长裤剪短的蓝布裤子，大概是参加一场球赛吧？乍一看去，荣荣绝对不是殷实人家子弟。后来，我们走近了，知道他的家境，也读懂了他那裤子的“文章”。我们成为了朋友，后来又是化专的同窗。如今荣荣作为公务员告老赋闲，全世界任他周游了，这个被称为“百科全书”的秀才，快乐无疆也。

说说自己吧。罗汉场的三年练就了自己吃苦耐劳的品质，也要感谢刘思贵老师对学生的严厉管理，更要感恩雪里送炭的张涛老师，永远铭记友人陈清伟在寒冬腊月送我的衣服。

罗汉场，古镇旧貌不再，但心中美丽的情愫，正绽放成一片花的海洋，绵绵不断，洒向海的那边与我的孩子们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