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入大学

要出远门了，这是我第一次离家，第一次独立生活。好在那时社会秩序很好，又有很多老同学一起走，所以家中也很放心。父亲为我买了一只柳条箱装衣服以及一些杂物，现在这只箱子还保存着，女儿嘱咐我们不要丢。被褥等行李则专门打了一个行李包。

1956年考入哈工大的学生总共有2300多人。华东地区的学生很多。有两列学生专车分别从南京和上海出发到哈尔滨。8月中旬末，洪企鹏、朱组萱、周筱丰和我四人一起乘车到了上海。报到的地点在上海财经学院（现在的上海财经大学）。

从上海出发，经过四天五夜的跋涉才到达哈尔滨。我们乘坐的那列车虽是“专车”，但要经常停靠，甚至比普通慢车都慢。列车行到江苏苏北、安徽境内的小站时，铁路沿线小贩叫卖的东西便宜极了。鸡蛋二三分钱一个，油炸的黄鱼一角钱一条。中途到沈阳停留了十几个小时，然后换乘火车。可能是8月26日吧，我们终于到了哈尔滨。

哈工大那时是没有校园的，是所谓的马路大学。主要教学楼有土木楼、机械楼和电机楼。而动力楼只是动力机械系的办公大楼。此外还有图书馆、实习工厂等。开始时很多基础课，如画法几何、数学、化学、物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大课都安排在土木楼大教室。1958年后大部分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等才安排在机械楼进行，电机楼只上过诸如电工学及工业电子学及其实验课。没有过几年，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成立，土木楼就成为该校的主楼了。不知哪一年，哈工大主楼开始动工。主楼竣工时好像我们已经毕业离校了。

刚到学校，住在被服厂临时宿舍。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分专业，分班。机械类共有15个专业。听了各专业的介绍，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汽轮机制造。汽轮机专业（后来改名为涡轮机专业）招收三个班，90人，报名的有360人左右。录取比例为4：1，是各专业中最高的。大学里每个班30人（后来实际上比30人稍多些），那时平均每个班都只有3~4名女同学。洪企鹏、朱组萱和我都被分配到汽轮机专业，周筱丰则被分到锅炉专业。我被分到二班，洪、朱则分在三班。分专业后得知，分到汽轮机专业的宜兴籍同学竟有6人。除三班的两位，二班还有曹阿龙、芮衡之二人，一班还有吴伯南。芮衡之是我们同一中学高三（一）班的。曹阿龙初中在张渚中学学习，我父亲是他的初中老师，高中则在省立常州中学就读。吴伯南是宜兴三中（和桥）毕业高考进来的。

大学的男女生宿舍是分开的。我们的学生宿舍叫二工地（名称如何得来已不清楚），此外还有一个男生宿舍叫八工地，宿舍是四方环形的，中间是一个相当大的天井，连地下室一共5层，可以容纳数千人。分寝室时，把我们几个南方人分在一个寝室，寝室号2007，方向朝南（可能是照顾我们吧）。2007房间住了8个人，4张上下铺。宜兴籍的有曹、芮和我三人，我住在靠门一侧下铺，我上面是芮衡之。其他几人是常州一中来的华海清，他是班上少有的学生党员，浙江东阳的张荣坎，杭州一中来的陈金龙，江苏盐城的朱恪乔和安徽来的卢前伟。

汽轮机专业属动力机械系，系内的另外两个专业是锅炉和水力机械。我们在校时的系主任是王兆华教授，党总支书记是张毓芬。后来我调到上汽工作有一天到上海交大开会时才知道，王兆华教授不知于哪年已调到上海交大，是博士生导师。我们在校时已听说张毓芬和她丈夫黄振声（名字可能记错，他为当时哈工大工程经济系的系主任）一起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大使。

同年，有好多宜兴同学被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一中和二中都有。他们大多根正苗红，出身好。

二、五年学习

刚解放不久，我国全面学苏联，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要一边倒，那就是倒向苏联。高校的体制也都是学苏联。学制从原来的四年制改成了五年制。考试计分也从中学的百分制改成了五分制，而且是口试（数学还是笔试）。中学我们学的是英语，到哈工大改成学习俄语。我们被分在慢班，从俄文字母а、б、в、г……开始学起。除本国的俄语老师外，还聘请了白俄老师教我们发音。给我们班教发音的那位女老师叫库兹明斯卡娅。

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结束后成绩在食堂黑板上公布出来了，动力机械系三个专业八个班中我们汽轮机二班四门课的平均成绩最好，大概是4.57分。而我四门课的成绩全是5分。

下一学期，班上同学选我当学习委员。说是学习委员，其实就是做帮同学订讲义，缴书款之类的事情。

哈尔滨俗称“冰城”，冬天寒冷而又漫长。记得我们在哈尔滨时记录得的最低温度是1959年元月4日早晨的-36.5℃，而且冬季几乎长达半年。到了哈尔滨不可能不与冰接触。1956年入冬后，得知南岗冰场已开放，在几位东北同学的带领下，我们第一次上了冰场。刚上冰场，掌握不好平衡，数不清摔了多少跤，还给别人撞得鼻子出血。不久以后，学校的冰场浇好了，滑冰也是冬天上体育课的内容之一。经过多次练习，我终于学会了滑冰，先是花样滑冰的短刀，后来又学会了长刀。1957年冬天的体育考试项目就是1500米速滑。我与水力机械的一位大个子东北同学分在一个组，结果我比他先到达终点。

1956年进入大学时我的年龄是16周岁，在同学中属年龄最小的之一。刚到哈尔滨时，我非常想家，常常在梦里梦到又回到了家里。但哈尔滨到宜兴的路途遥远，火车票虽然半价，来回还是要30多元的路费。我没有享受助学金（那时进大学不缴学费，困难家庭的学生还可申请助学金作为生活费，不过有些享受助学金的同学毕业后都不需要往家里寄钱，显然经济条件比我要好），但家庭经济并不宽裕，入学三年没有回家探过亲。直到1959年暑假才第一次回家探亲。几位宜兴二中来的同学洪企鹏、朱组萱和芮衡之可能也都没有回家，周筱丰回去了，家里还托她带回了团子，东北同学看到了非常新奇，连声说，宜兴人真会吃。

第一个寒假是怎么过的，我已完全没有印象，只记得大年初一那天去食堂晚了，好菜全被吃光了，我只吃了两盘木耳炒鸡蛋就打发了那个春节。

1959年暑假，我才与曹阿龙及其他同学一起回家探亲。开始，我都不知道要在哪里转车，怎样转车。记得那年是在徐州转的车，然后到南京，再到无锡。到无锡时只有我一个人了。就在无锡车站广场露天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乘坐汽车回到宜兴。

回到家，家里的房子已大变样。房子前面那部分已分配给别人居住。据说是老家在1957年就进行了房改。因为二叔和小叔家在上海工作居住，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由国家在上海分配了住房，所以在宜兴的房子就要充公。那时候，没有“私人财产”一说。私人以前购买的房子也无所谓“产权”不“产权”。我们全家只能接受这个事实。

三、五年学习期间那些值得回忆的往事

首先是我们宜兴二中的校友朱组萱在一次化学实验中受烧伤。那天，他做实验用的酒精灯爆炸，爆炸散开来的酒精溅到朱组萱的下巴上，就在那里燃烧起来。带实验课的化学老师吓坏了，危急中她急忙脱下外衣把朱组萱的头部包起来，火焰得以扑灭。朱组萱在省医院住院治疗，出院后下巴处留下了永久疤痕。那时学校对此事也没有任何说法，朱组萱住院的费用由谁出我都没有搞清楚（可能学校要出一部分吧）。事故发生后，化学实验室排查了所有酒精灯，凡有安全使用风险的都被处置（砸坏）了。

1957年暑假松花江发大水，哈工大在校学生都参加了防汛。我们的任务是二三十人装一车皮土，每天两次。装车的时间开始不定，有时候凌晨，有时候是晚上。后来，较为固定一些，上午一次，下午一次。装车的地点就在哈尔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名叫王岗的小站上。土在离铁路线不远的土坡上取。先把土用铁锹松了，再装到麻袋里，另外两个人帮助上肩，运到车厢，倒完土，取回空麻袋，再装土。如此循环，直到装满车厢为止。装车的时间当然是越短越好，所以每次装车都像是一次战斗。也有几次是卸土。卸土时卸下的土要离铁路线有适当的距离。

参加防汛劳动估计有一个多月。因为防汛，下一学期的开学晚了一些时间。

大学的课程，有些要考试，有些是不考试的。联共（布）党史和金属切削与刀具课就是不考试的，是我最不感兴趣的两门课，每到上这两门课时就睡觉（工作以后觉得金属切削与刀具这门课还是很有用处的）。一次，在上联共（布）党史课时，我坐在阶梯教室的中间打瞌睡，但还是被老师发现了。课后，他专门把我留了下来，问我，是不是对这门课不感兴趣，有没有什么意见，我只好默不作声。

大学的学习，好多老师在上第一课时就强调要记好笔记。一般来说，我的课堂笔记记得还是不错的。后来在读研究生时，还受到同一研究生班同学的赞扬。当时，我在学好课程的同时还能看些课外资料。另外，我对外语学习比较重视。虽然大学学的是俄语，但英语也没有丢。有中学的英语基础，我在大学就看一些英语本专业的技术书籍。工作后，我就能阅读、翻译英语专业技术资料。

四年级时进行了俄文突击。俄文突击的宗旨就是通过大量阅读有关俄文专业书籍，巩固对语法现象的了解，初步掌握如何迅速查阅科技文献资料。这时，不再分慢班和快班，全班的同学一起进行。俄文突击的时间约一个多月，突击完后进行了阅读和笔译测试。阅读速度最高的是三班的章汉臣，听说一小时有十几万印刷符号。我的笔译速度最高，一小时约8000个印刷符号。我们俩人原来都是慢班的，俄文突击时，我们的俄语阅读速度超过了原快班的。自此以后，我们阅读俄文本专业科技文献资料的速度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

四年级我们重新分了班。涡轮机专业原来有三个班，后来陆陆续续抽调一些同学当基础课老师，如原来我们同寝室的华海清就抽调出去学习计算数学了，另外由于其它种种原因，走了不少，到四年级时三个班的学生数便变成了两个班的人数。涡轮机专业要分成两个专门化：汽轮机专门化和燃气轮机专门化。原来的三个班改成两个班。我被分配到燃气轮机专门化班。燃气轮机班还来了一位从哈军工转过来的姓石的同学，什么原因他转过来我不知道，他是抚顺人，也是学生党员，而且后来毕业分配时与我有瓜葛。

毕业前一年，我和同班（燃气轮机专门化班）同学仲斯迈参加了动力系举办的教师德语学习班。仲斯迈原籍杭州，那时他家在北京，他的年龄比我还小（小两个多月），也许，我们两个是哈工大那届同学中年龄最小的吧。仲斯迈原在一班，重新分班后我们都在燃气轮机专门化班。我们参加了德语班的旁听。通过一学期的旁听，初步掌握了科技德语的基本语法，掌握了一些单词。参加工作后不久我就试着翻译了一些德语的本专业科技文献资料。后来读研究生时，又作为二外学习了一遍。这算是我初步掌握的第三门外语吧。

1958年4月，我们涡轮机专业的三个班奔赴松花江北的徐家小站修铁路。修铁路的条件比住在校内劳动更要艰苦得多。首先是住，我们都住在临时搭的帐篷里。帐篷为长方形，两边还有几个窗口。帐篷内中间是过道，两边是搭的通铺。所有同学在通铺上挨个睡下来，中间几乎没有多少空隙。哈尔滨的四月，天气还相当冷，洗脸、漱口都极其简单，洗澡是根本不可能的。吃基本上还算可以，有大米饭，也有其它杂粮，有时吃玉米面做的大饼子。一班有一位沈阳来的王姓女同学，说是吃不惯大饼子，我们听到后都认为她娇气，给她起了个外号就叫“大饼子”，后来她嫁给了我们的学长周仁睦（哈工大57届毕业）。

我们的任务主要是筑路基，用两个大土篮子到附近地方挑土，再运到筑路基的地点，一层层垒起。然后用夯夯实。一担土约120斤左右，有时还要上坡，下坡，过某些线路，劳动量是很大的。为了进行评比，还根据挑土线路上的具体情况规定了计分标准，比如直行算多少分，上坡算多少分，下坡算多少分，过线路又算多少分。徐家修铁路路基的劳动进行了约一个月。艰苦的劳动增强了我们的体力，也锻炼了我们的意志。

徐家回来后不久的一个星期天，开展了全民打麻雀运动。除四害时别的害虫不好打，麻雀则可以靠全民运动加以灭绝。方法是，每个人站在一定的位置（连房顶上也有人），挥动扫把或棍子之类的东西，再加以呐喊，麻雀惊得只能到处乱飞，无法停下。不久，一只只麻雀就在飞行中掉下来气绝身亡。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麻雀的踪迹确实不太容易见到。

现在，麻雀的名声已得到彻底平反，人类要与鸟类包括麻雀和谐相处。我们周围又到处是鸟雀声。

1958年最后一、二个月，又开展了勤工俭学，搞科研的活动。要搞汽轮机是不可能的，我们就配合系里的热工教研室制造、安装一个旋转的传热装置，并进行试验。因为老师并无这方面的实践经验，设计的装置不可能承受较高的旋转速度。当时参加的同学不算少，活儿又不多，又干不出什么名堂，感觉很无聊。于是有一天我在系大楼边就唱起了十字街头里的插曲《春天里》，结果让热工教研室一位姓郭的老师听到了，他老大不高兴，向我们班里兴师问罪。最后我只好做了口头检查，承认有某种抵触情绪。

系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就我们专业需要多少课时展开了争论。一些激进的觉得2500学时就够了，认为劳动可以替代上课。另一些老师则觉得我们专业需要学习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非常多，必须有4500学时。最后到底是多少学时，我们已无从知道。反正后来安排的课时并不少。

可能是三年级下学期，我们班又到哈汽厂帮助搞自动化。实际上，这是我们进行的又一次政治运动。作为工厂，哈汽厂知道我们这批在校大学生在自动化方面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但是为了配合学校搞这次运动，哈汽厂还是指定了车间，派了几台床子让我们搞“自动化”。我们小组被分配在二加工车间，给了一台牛头刨床。那时还没有电脑，不可能进行程序化设计，不可能对机床本身进行自动化改造。于是我们就根据任务，设计了一些简单的靠模模具，最后是能加个出要求的样子，速度似乎也快了，但精度等就无从保证了。我们组是哪位师傅与我们联系的已记不清了，我们班另外一个组以祁恩兰为首的女同学（她当时已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则说，收获巨大。他们的联系师傅名叫宋协君，宋师傅知识面广，爱动脑筋，态度也很和蔼，给他们组以深刻的印象。听说后来宋师傅当上了哈汽厂的副厂长。最后搞自动化以没有结果而收场了。

五年级上学期，我们已经学习了很多专业课，对燃气轮机已有一些了解。我们参加了哈汽及哈尔滨铁路局联合开发的3000马力机车燃气轮机设计。我参加了燃烧室的设计，工作是在哈汽进行的。根据已有图纸和吴国钏老师给我们讲授的燃烧室热容量计算的方法，设计出了燃烧室的图纸，还有计算书。当时合作的单位还有唐山铁道学院（现在的西南交大）。他们来了一个班的学生。燃烧室尾部因为温度高，需要冷却，我就在筒体尾部筒壁处加了一圈小孔，用以冷却筒壁。而原结构图纸上是没有的。唐山铁道学院带队的老师是从苏联鲍曼工学院留学回国的（可能姓包），看了后，以一种居高临下、嘲笑的口吻说道，若是回流，问题就大了。其实现在我看到现代燃气轮机的燃烧室确实有采用这种结构的，因为不可能回流。但当时人家是从苏联回来的，他说的话敢不听吗，最后取消了这种结构。

一次，几位从国外回国的知名专家、教授来到了哈汽，其中有一位是与吴仲华教授同一时期回国的燃气轮机专家吴文。他看了我们的设计和计算，说，燃烧室主要要靠试验，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初步评审时，由我来介绍燃烧室。面对这样的场面，心情还是有些紧张。火焰筒的材料是1Cr18Ni9Ti，而俄文表示方法则是1X18H9T。我在介绍时，把俄文字母“H”（它是英文字母“n”的读法）读成了英文字母的“h”。介绍完毕后，吴国钏老师责问我，怎么这样读啊。

设计工作告一段落后，我们就回到了学校。3000马力燃气轮机后来几经周折，最后还是设计出来了，而且听说还跑过哈尔滨到北京一线。让我感到自豪的是，我也曾参加过它的初步设计。

不久，我们又在学校搞过卫星的设计。但我知道，凭我们那时的条件和水平，这样的设计是不可能成功的。反正我们没有搞过实际设计，图纸是从哪里得来的也不太清楚。但负责的老师李永基则要求我们做好保密工作，图纸存放的教室每天都要人值夜班。有一次轮到了我，那时正是困难时期，下午六点钟，我吃过晚饭，就在教室用课桌拼好的临时床铺上睡了。此事后来不了了之。

四、困难时期

1960年至1962年，全国进入了困难时期。我们学生定量32斤，但没有油水，肚子老觉得饿。困难时期哈尔滨的供应可能比南方的城市还要差些，哈工大的很多学生，腰上扎着草绳，拿着个酱油瓶子，在街上转悠（也许有些埋汰我们自己了）。我也抱着“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观点，尽量保住身体，卖过一些衣物，也买过糠饼充饥，那时，糠饼也是好东西。学校食堂里，我们学生要帮厨，菜团子经常吃，榨过糖的甜菜渣也当菜吃，甜菜渣略带苦味，平常时是拿来喂猪的。这一时期，很多学生营养不良、浮肿。还好，我没有得浮肿，困难时期身体还算可以。

大学在高年级是不开设体育课的，也许是学校为了强身健体的目的吧，由体育老师专门给我们教了简化太极拳。24式简化太极拳的套路现在还记得，结婚后我教会了爱人，她后来坚持下来了，而且现在会多种套路的太极拳、剑、扇，而且姿势优美。

1960年10月，刚进入困难时期。那时哈尔滨冬天的蔬菜品种是比较单一的，主要是大白菜和土豆，而且大白菜比较好储存。学校为渡过第一个困难的冬天，组织同学去运大白菜。记得从菜地到转运地点的路程相当长，运了多少次都记不清了，只知道上午到预定地点，一直到晚上才回校。那个时期，同学还要轮流到厨房帮厨。

困难时期哈尔滨的冬天相当难过，就特别想回家。61年最后一个寒假，我与来自江西的同学文宇明相约一起上火车，第一天晚上我们到滨江车站，火车来后，开始好久没有开候车室的门。开门后我们一拥而入，但火车车门都不开，没有上得了车，火车就开走了。第二天上午，我们先到车站周围侦察了一番。晚上，我们从车站周围的小路进入车站，待火车到后，不等开始检票，我们就进入到车厢里。到天津后，我与文宇明分手自行回家。

坐车回哈尔滨也相当艰难。那时上海没有直达哈尔滨的火车，连沈阳到上海的直达车也没有。从上海或江苏南部到哈尔滨必须在徐州、济南或天津转一次车。这次回哈尔滨我是在天津转的车。在天津东站，我发现滞留了很多旅客，他们都是到东北去的，当时到东北签票很困难，但南下则很容易签票。我回家时的火车票还保存得好好的。于是我就在去哈尔滨车次的前一个小时左右，用过期的车票签了南下的车次，随那次车先进入了车站，待了一段时间后，去哈尔滨的列车进入车站，我就随着检票的队伍进入车厢，回到了哈尔滨。

回到学校后，就听到同学们带来的一些困难时期的传闻或笑话。有一位叫冯德泉的同学一次在某小吃店买了一个油饼。油饼挺油的，他用手托着找位置，不料旁边早有人在觊觎他的美食了，用手一拍，油饼落地。打落油饼的人拿起就吃，他根本没有办法。我爱人也有同样的“遭遇”，那时她还在成都女中读书，午饭在学校吃，一天，学校发了两个包子，她想带回去与母亲、弟弟一起吃。走到半路，遇到一饿汉，将她手中的容器拍落到地上，捡起包子就吃，她只好空手而归。

那年，有一位我哥在东北的战友回家探亲时来看望我，他请我在道里的一家饭店美美的吃了一顿，真是非常感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