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中生活

1950年秋季学期，我和堂兄都进入宜兴中学读初一。宜兴城内当时有两所完全中学，一所叫宜兴中学，后改名为宜兴一中；另一所叫精一中学，后改名为宜兴二中。因为哥哥已先在宜兴中学就读，所以我们也到该校读书。

上中学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要填家庭出身。当时不知道其中之利害关系，我和堂兄都填报了地主。而上海的堂兄弟姐妹则都按他们父亲的职业填报。宜兴的弟妹们则仍填报地主。后来堂兄离开我们后不知道是怎样填报的。

1950年，姐姐从省立常州中学毕业，参加了高考。她学习非常努力，记得当时报纸上是公布录取的学校的，好像她被三所高校录取，最后挑选了华东航空学院（即后来的西北工业大学），那时该学校还在南京。因为国家急需人才，他们在大学读了三年，即1953年就毕业分配了。开始她被分配在北京，后来因不愿搞行政工作，被调到了沈阳的飞机工厂。最后又调到了吉林省的某飞机修造厂，该厂位在长春到吉林铁路线上一个叫孤店子（靠近吉林市）站的地方，厂区离孤店子站要步行7~8华里。1965年1月，姐姐就被癌症夺取了生命。幸好，她在1962年生了一个女孩，半岁的时候就由我和妹妹带回宜兴，在宜兴抚养长大，且早已成家，现她也退休了，他们的女孩已在读研究生。

1951年7月份，动员青年“参干”。记得当时动员时的说法是“参干”不是参军。实际上，那个时期正是抗美援朝最紧张的时候，很多人怕参干是要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朝鲜打仗，就不愿意让子女去。家里经过商议后，让哥哥报名参干。51年，哥哥的实际年龄只有15岁，但还是被录取了。他服役的地点是海南岛。先在海口，后又到三亚，搞油料方面的工作。参干数年后，哥哥就开始寄钱补贴家用。可能是1958年吧，因为我家成分是地主，不准往家寄钱，于是就把钱直接寄给我。我在大学后几年的生活费用都由哥哥负担，直至我1961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为止。因为出身不好，1969年他从海南复员回家。

就在1951年，三叔从铁岭回到宜兴，在宜兴二中（即精一中学）任教导主任。我和堂兄也转到了宜兴二中。那时宜兴二中的校长是钱凤绾，教导主任就是我三叔王南森。精一中学的老教师程伯威教过我们语文，路桐曾教过历史。

精一中学的前身叫“精一学社”，民国17年（1928年）2月，由宜兴教育界人士吕梅笙（我们上中学时他是宜兴一中的校长）等五人创办，同年9月学社扩展为私立宜兴精一中学。徐悲鸿是宜兴精一中学第二届校董会主席。精一中学的知名校友中，1929届校友吴浩清，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我国著名物理化学家；1932届校友虞兆中，1981年曾担任台湾大学校长；1932届校友蒋南翔，原清华大学校长，国家高教部部长；1935届校友朱既明，中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内科医院院士，我国著名医学科学家，国际名人；1936届校友陈太一，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电子通信专家；1949届校友蒋德明，曾任中国攀登计划项目主持人，中国内燃机学会副理事长兼编委主任，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副会长，乌克兰工程院院士，原西安交通大学校长，是全国著名学者、内燃机专家。

转学时要进行考试。在考英语的时候（那时因为缺俄语老师，我们还是学英语），正是抗美援朝时期，受当时要仇视美国、鄙视美国、蔑视美国宣传的影响，再加上顽皮，填空题就一律填上“is”。好在这并未影响我们转学。

已经记不起是寒假还是暑假期间，父亲、三位叔叔四兄弟齐集宜兴，为了支援抗美援朝，他们进行了篮球义赛。一方是他们四兄弟加一位宜兴中学的体育老师（叫周成），另一方是中学和一些其它单位组成的篮球队。宜兴当时的条件很差，没有体育馆，体育场也没有围墙。只能把篮球场周围用绳子围起来算是比赛场地。入场的门票可能是5分钱吧。为了一睹国手的风采观众非常多，里三层、外三层把篮球场围了个水泄不通。比赛结果毫无悬念，基本上是我二叔和小叔等的表演赛。比赛所得全部捐献购买飞机大炮。

宜兴于1950~1951年进行了土改。土改就是要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我们家大人商量后，决定放弃鲍家庄的一切，包括田地和房子。实际上，我们孩子到鲍家庄也只是一次，好像也是坐船去的。那是在搬到宜兴后不久。印象里鲍家庄的房子要比宜兴的大些，但也不是很大，前面还有个小池塘。那天祖父还到祠堂里去了一趟，似乎还与人争吵过。反正，自解放后，我们这一代宗族观念已荡然无存，打祖父这一辈再往前，我们一点都不了解。

读高中时，我还随祖父到高塍去了一次。祖父到高塍去办什么事我就不知道了，只记得我们在高堘吃了当地的特色菜——母猪肉（宜兴叫猪婆肉）。

因为没有了出租土地的收入，土改后不久父辈叔伯兄弟加上二姑妈一起商议后决定分家。分家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供养祖父。这个问题还是解决得相当好的，决定由叔伯兄弟四家轮流供养祖父，每家两个月。祖父每到一家，这个小家庭就能尽心安排祖父的食宿。我家和三叔家在宜兴，而二叔和小叔家则在上海，因此祖父隔四个月就要到上海一次。如此轮流供养，一直到祖父1966年去世，四个小家庭从来没有因为供养祖父的事情发生过大矛盾。

小学时，学习稀里糊涂，尤其是算术应用题，好多搞不清其中的意思。初中学习代数和几何，倒觉得并不难。而且立代数方程之类的问题很直观，很容易理解，用代数方程来解应用题，就容易得很。有了这样的体验，使我学好数学的信心大增。

上初中时，我和堂兄以及另外两位要好的同学朱国良、张小川四人经常在一起学习和玩耍。朱国良是新纶绸缎庄老板的儿子，张小川则是某酱园店老板的儿子，连同我堂兄四人还组成了一个篮球队，取名“健鹰”。二叔在当国手时常用的球衣号码是7号，于是堂兄也在球衣上印上这个号码。

我们还到团氿边的两个与水基本隔绝的小池塘里摸过鱼。这时，先将小池塘的出口用泥巴堵死，然后用脸盆之类的容器将小池塘里的水迅速泼出，剩下不多水时，水混了，鱼儿和虾等都受不了了，在小池塘里乱窜，于是就开始浑水摸鱼。两次摸鱼收获颇丰，每次都有四、五斤的鱼虾。收获的鱼虾朱国良、张小川没有要，都给了我们，拿回家后，小鱼油炸吃了，而呛过的虾软软的，味道并不鲜美。

初中三年很快就过去了。转眼间就毕业中考。我和堂兄都在宜兴二中参加了中考。总的来说，我在初中时期的学习并不努力，中考的成绩一般般。七门课考了500多分，被宜兴二中录取了。堂兄中考的成绩可能要低很多，他未被二中录取。朱国良和张小川也都未考取高中，后来新纶绸布店也不见了，多年后曾见到朱国良，他已在丁山生活，张小川就再也没有联系，他家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

中考以后，由祖父将我和堂兄带到上海。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旅行，第一次到上海。到上海后，住在二叔家。那时二叔在同济大学任教，他们的房子在同济大学教师宿舍一栋楼的一楼。在二叔家，第一次看到抽水马桶。听父亲说，带我到上海，可能本来想要我为堂兄替考。但并未这样做。堂兄后来考取江西一个技工学校，是航空方面的。毕业后先到哈尔滨平房一个工厂实习，最后到西安庆安公司工作。

二、高中生活

进入宜兴二中高中学习。二中的高一分成两个班，每个班有50多人。除原初中升上来的外，很多是从外地考到二中来的。有从张渚，也有从丁蜀或其它地方考过来的。但基本上没有和桥来的同学，因为和桥的中学也是完全中学，已命名为宜兴三中，该中学的教学质量是很不错的。我们两个班还有一些同学是从上届留下来的。我被分配到二班。

第一学期上学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在回家的路上，快走到长桥时，有一位同学大步赶上来和我走在一起。交谈后得知，原来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年龄比我稍大。初中他是在上海读的，现在家就在宜兴西竹巷，离我们家距离只150米左右。他叫洪企鹏，高中这几年，我们的关系最为密切。每天早晨，我们谁起得早就叫对方一起到学校或体育场进行早锻炼。那时他在各方面都显得比我要成熟得多，对我一生的影响颇大。

高中时，我的同桌同学先后有两位。一位叫朱组萱，一位叫杜顺福。说来也凑巧，朱组萱的一位姐姐就是我在和桥养初小学读书的老师。他的另两位姐姐又都曾和我是同学，其中一位小姐姐朱渠在初中时曾同过班，还有一位姐姐朱蓉仙是现在班上的同学。杜顺福后来考入上海中医学院学习，是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名中医。听说他退休后忙得很，还在看病。

朱组萱的家也在宜兴城内，他年龄比我稍大些，俩人性格相近，且都比较顽皮，上课时有时不专心，还要打闹。我在班上年龄最小，个子小，总是坐在第一排。一次，上数学课时，我们又在悄悄打闹，恰巧被数学老师季尔辰看见，他幽默地说，哎呀，世界大战开始了。搞得我们很不好意思，立即停止了打闹。另外一次打闹时被制图课老师王善国看见，王善国老师是山东青岛人，他不客气地要我们“老实一点”。

又有一次，数学老师季尔辰在下课前几分钟给我们布置了一道题，要我们立即做出来。大家都一筹莫展，不知从何入手。这时，我突然出现了灵感，发现用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长边对应的对角大，短边对应的对角小这一基本原理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于是我立即请求季老师再给我几分钟时间，做好后交给季老师审阅。季老师看后，呵呵大笑，说全班只有王平子把这道题做出来了。

那年，我为班上的数学科代表。

我们读高中这三年，是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56年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年代，政治环境稳定。大环境有利于学习。刚进入高中时，还有些稀里糊涂，高一上学期的各科总平均成绩在84分左右。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逐步自觉，成绩逐年提高，到高三时各科总平均成绩已提高至92分左右，而且没有偏科。语文也在80分以上。

高三上学期，学校评选三好学生（当时也叫甲级优秀生）。要求德、智、体全面发展。德育没有一个严格的评判标准，只要你要求进步，政治上没有问题，其它两项达到标准，德育就自然达标了。智育和体育都有严格的标准。智育要求各门功课都在80分以上。体育也进行评分，三好学生的体育分数也要在80分以上。体育老师根据当时学生的状况制订了各种运动项目的评分标准。如跑100米，多少秒为100分，多少秒为80分，多少秒及格。又如跳远，多少米为100分，多少米80分，多少米及格。引体向上也是如此。同时，在中学里还实行劳动卫国的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劳卫制分成一级和二级，现在，二级劳卫制的体操我还记得，晨练时总要做一遍劳卫操。那时我年龄小，个子矮，但喜爱各种体育运动，跑、跳、引体向上，垫上运动等都还不错，劳卫制一级已达标。一次，我和班上几个小男生和班上女同学打篮球，万鹏飞老师在一旁看了以后，说，你们只要能看住王平子就行了。相比之下，我比她们要灵活得多。总之，我的体育分数也在80分以上。

班上同学洪企鹏虽然成绩好，但他有短项，语文成绩总到不了80分。另一位同学韩启明（听说他在中考时有三个100分）成绩也不错，但体育是他的弱项，跟他握手时他的手就像小姑娘的一样，软绵绵的，许多运动项目都不行，体育成绩达不到80分。另外如陈浩球等成绩也不错，但都没有评上。我和班上另一位女同学周筱丰则被评为甲级优秀生。周筱丰成绩比我稍差，各门功课却都在80分以上，符合评选标准。结果全校一共评出9人，我们班两人，高三（一）班则没有。

评为三好学生后，很快就由班上同学王泽源、徐能渠介绍加入了共青团。

上世纪50年代，宜兴全县的中学生在每年五一都要举行中学生运动会。运动项目很多。径赛项目有100、200、400、800、1500、5000和10000米，还有200米（低）栏等；田赛项目有跳高、跳远、三级跳、撑杆跳高、铅球、铁饼、标枪和手榴弹等。尽管那时宜兴的体育场只有200米跑道，但参加运动会的和旁边作为观众的中学生都情绪很高。高中争夺最激烈的当然就是一中和二中了。不知什么原因，好多初中的体育尖子在考高中时选取了二中。我作为观众对比赛一直是很关心的。洪企鹏参加了两个项目：跳远和200米栏。200米栏他作了精心准备，已有相当水平，在宜兴中学生运动会上拿个冠军是不成问题的，听说他现在还保持着宜兴中学生的200米栏记录。但在那次中学生运动会上，可能由于紧张吧，他刚跨过第一个栏，就被栏绊倒，摔了一跤，挣扎着爬起来再跑，结果得了第四。当时父亲作为张渚中学的带队老师到宜兴参赛，回家后，父亲跟我说，这一跤摔掉了洪企鹏的冠军。

那年，宜兴中学生运动会第一次设了体操这个项目。当时宜兴中学生的体操水平极低。朱组萱胆子大，单双杠上有些飞行动作他都敢做。他参加了体操比赛，但有些动作不规范，还是得了名次。全能冠军被我们班上另一位男同学缪连元拿走了。

高三那年，学校还举行过踢毽子比赛。我也参加了。在宜兴学校中，当时流行的踢毽子方法有跳、跷、环、剪四种。“跳”就是左脚跨出刚要落地时，右脚从后面伸出踢毽；“跷”就是左脚悬空在前，右脚踢毽；“环”是左脚成环状，右脚踢毽；“剪”则是左脚在前，右脚在后成剪刀状，用右脚脚背踢毽。此四种踢法，一种比一种难。我们比赛的是“跳”。画出一个圆圈，在圈里踢毽。结果我得了第二名，第一名被初三的一位女同学拿走了，她跳了69个。我到后来体力不支，比她少跳了几个。

高二上生物课时，教生物的史绍良老师（可能是史绍熙的兄弟，他还教过我们三角——也是一门数学课）就说麻雀是益鸟，有人解剖过麻雀，发现麻雀的食物70%是虫子。这一说法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之后，自上而下地下了除四害的指令。麻雀也赫然在其中。据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也号召这样做。既然如此，不管麻雀是益鸟还是害鸟，就设法打吧。不知道从谁那里借了一把猎枪，洪企鹏、朱组萱和我三人在某个星期六下午就去打麻雀了。其实，打到的也不全是麻雀，麻雀模样的鸟也打了几只。麻雀的脚剪下来交差，鸟身就在周筱丰家里烧了吃了。现在想想都汗颜。

高中时，体育老师万鹏飞先生给我们养成了良好的晨练习惯。他规定同学早晨都要出早操，并跑步。此习惯后来一直陪伴着我，到现在早晨我仍坚持锻炼。在这里我对万鹏飞老师表示深深的谢意。

高中三年，除万老师、季老师和史老师外，我们的班主任龚治黄老师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龚老师是常州人，教我们英语。据他自己说，他本来有机会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去成。他还说，他很庆幸没有到哥伦比亚大学，因为艾森豪威尔曾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那时，正值艾森豪威尔当美国总统的时候，与反动派的头子发生任何关联都是万万不行的。他发音准确，讲解深入浅出，给我们的英语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大学我们学的是俄语，但有了中学的英语基础，大学学习时我的英语也没有丢，经常在课外看一些英语专业方面的书籍，工作后就能翻译、阅读英语技术资料，再后来我考研究生困难就较小。为此，我在这里也向龚治黄老师表示深深的谢意。

高二暑假时，我们几个比较要好的宜兴同学到善卷洞游览了一次，给我们讲解的是曾当过我们历史老师的孙初。还在初中时学校曾组织我们到张公洞游览过，那次活动也叫“远足”，去是步行，回来时坐车，当时年龄很小，从宜兴到张公洞有30多华里，尽管是单程步行还是很累的。两洞各有特色，张公洞大洞套小洞，洞非常多，像迷宫一样，而且中间通天，听说“智取威虎山”电影在那里拍过外景；善卷洞则气势雄伟，前面的大厅非常大，还有水洞，我们乘坐船过了整个水洞，洞的出口处石壁上刻了“豁然开朗”四个字。此后，我和爱人又游览了灵谷洞，在上汽时，好像与女儿一起游览了慕蠡洞。灵谷洞与慕蠡洞是后开发的，灵谷洞很长，可能有3公里；慕蠡洞也有水洞，洞口是李一氓书写的“慕蠡洞”三字，这两个洞景色更为阿娜多姿。宜兴这四个洞我都去过了。

我在初中和高中的同班同学中出了两名飞行员。初中的是一位女生，叫潘庆平，人长得很美，初中毕业后没有再在宜兴二中读书，后来是从东汽驻京办事处的一张画报上认出是我们初中的老同学，她已是某些杂志的封面人物。另一位男生初中、高中都是同班同学，叫王锡盘，初中时就得了个外号“小英雄”，高三时经过严格身体检查后选为飞行员，他没有参加高考。后来听说他从解放军飞行员调到了民航，再后来又听说出了经济问题，真是可惜。

转眼间，就准备高考了。洪企鹏、朱组萱、周筱丰和我都是走读生，家都在宜兴城内，我们四人经常在一起复习功课，准备高考。报志愿时，洪企鹏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他是从大城市来的，见多识广，我们都听信了他的意见。他说，哈工大有苏联专家任教，取分肯定比清华还高。最后填志愿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哈工大，第二志愿才是清华，再是西安交大。其他几位怎么报的我不知道，但基本可以肯定，他们第一志愿都报了哈工大。

那年我们的高考场地在无锡。从宜兴到无锡坐了五、六个小时的轮船。到无锡后休息很差，第二天就进行了高考。也许比较紧张吧，拿到数学试卷后，脑子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好多题都没有做出来。那年的化学试卷都反映比较容易做。其它科目现在已没有印象。

高考完后，回到宜兴。洪企鹏在高考中发挥很好，兴高采烈。后来听说他考了409分，是当年这一届考入哈工大考分最高的。我则情绪低落。不久，我们四人都收到了哈工大寄来的录取通知书。四人全在机械类。